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一）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
（二）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适用本规定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反洗钱职责过程中，应当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和司法机关相互配合。
第四条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中国政府开展反洗钱国际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反洗钱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实施跨境反洗钱监督管理。
第五条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履行下列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一）制定或者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
（二）负责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的资金监测；
（三）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
（四）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
（五）向侦查机关报告涉嫌洗钱犯罪的交易活动；
（六）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与境外反洗钱机构交换与反洗钱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有关职责。
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收并分析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二）建立国家反洗钱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信息；
（三）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分析结果；
（四）要求金融机构及时补正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五）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境外有关机构交换信息、资料；
（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对外提供。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八条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制定反洗钱内部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对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
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
第九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
（二）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
（三）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四）保证与其有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
第十条金融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能够反映每笔交易的数据信息、业务凭证、账簿等相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
第十一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制定本行业的反洗钱工作指引。
第十三条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
金融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应当遵循驻在国家或者地区反洗钱方面的法律规定，协助配合驻在国家或者地区反洗钱机构的工作。
第十五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报告可疑交易、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可疑交易活动等有关反洗钱工作信息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向客户和其他人员提供。
第十六条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受法律保护。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报送反洗钱统计报表、信息资料以及稽核审计报告中与反洗钱工作有关的内容。
第十八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履行反洗钱职责的需要，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反洗钱现场检查：
（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对可能被转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检查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前，应填写现场检查立项审批表，列明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时间安排等内容，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出示执法证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2人或者未出示执法证和检查通知书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检查。
现场检查后，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应当制作现场检查意见书，加盖公章，送达被检查机构。现场检查意见书的内容包括检查情况、检查评价、改进意见与措施。
第十九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履行反洗钱职责的需要，可以与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谈话，要求其就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二十条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必要时将检查情况通报中国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涉及的客户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前款所称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海总部、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第二十二条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可以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说明情况；查阅、复制被调查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藏、篡改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可以封存。
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出示执法证和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查阅、复制、封存被调查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负责人批准。调查人员违反规定程序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调查。
询问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被询问人可以要求补充或者更正。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调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调查人员封存文件、资料，应当会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调查人员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金融机构，一份附卷备查。
第二十三条经调查仍不能排除洗钱嫌疑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报案。对客户要求将调查所涉及的账户资金转往境外的，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经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予以执行。
侦查机关接到报案后，认为需要继续冻结的，金融机构在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予以配合。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继续冻结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接到侦查机关不需要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解除临时冻结。
临时冻结不得超过48小时。金融机构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后48小时内，未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通知的，应当立即解除临时冻结。
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定进行检查、调查或者采取临时冻结措施的；
（二）泄露因反洗钱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违反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地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区别不同情形，建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二）取消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任职资格、禁止其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
（三）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发现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应报告其上一级分支机构，由该分支机构按照前款规定进行处罚或提出建议。
当前基层人民银行履职中的难点与问题
金融监管职责弱化。2003年银监会分设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层人民银行在履职方面存在模糊认识，认为银行监管职责划转到银监部门后，人民银行不再承担金融监管职责，特别是一段时期以来，人民银行自上而下对金融管理职责没有进行安排部署，导致基层人民银行不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履职实践中都存在强调金融服务、弱化金融管理的倾向。金融管理职责“空心化”导致人民银行在金融机构心目中的地位降低，金融机构不重视、不配合人民银行工作的问题时有发生，降低了基层人民银行履职效能。
金融管理职责的弱化本质上反映了基层人民银行依法履职不到位。《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9项直接监督检查权、1项建议监督检查权和1项全面监督检查权。国务院制定的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进一步扩展和明确了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督检查权。同时，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相比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专项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天然负有对整体金融业的行政管理职责。因此，强化金融管理职责是当前形势下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人民银行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当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预期有较大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传导机制不畅，使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随着传导路径的加长而层层削弱，时滞较长，极大地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从人民银行自身的角度分析。一是货币政策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弱化了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货币信贷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高度统一不能实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没有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因素，人民银行基层行难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特点进行必要和及时的调整，弱化了货币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二是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和运用权限在基层人民银行层层削减，使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越来越弱。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来看，人民银行总行具有再贷款、再贴现、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利率制定和窗口指导等所有政策工具的操作权限；中心支行虽然名义上也具有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的权限，但是再贷款仅限于支农再贷款，窗口指导的效果也大打折扣，真正可以运用的再贴现工具却受规模约束；而县支行则基本限于“软约束”的窗口指导形式，大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从商业银行层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至商业银行后，在商业银行内部还要经历一个再次传输的过程。在从商业银行总行向分支机构传导的过程中，由于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营销策略、发展目标更加侧重于自身，基层商业银行受各种考核指标的利益驱使，也往往更专注于其上级行对货币政策的解读与反应，而“忽视”当地人民银行的窗口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货币政策信号被扭曲和削弱。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不紧密，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也是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迅速窜升的高房价和相对缩水的购买力，“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两重约束，一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二是2009年“4万亿元投资+近10万亿元信贷”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从2009年上半年的流动性释放信号已转变为2011年的稳健货币政策。
金融稳定职能定位缺失。《中国人民银行法》虽然从法律上明确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但也仅在第二条、第三十四条进行了简单的表述，基层人民银行开展金融稳定工作如何定位，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依据，基本是上级安排什么干什么，主要存在着“四难”现象。
信息难共享。开展金融稳定工作，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统计局、发改局、环保局、商务局等经济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不同行业的相关信息。然而需要人民银行采集哪些信息、如何采集等没有具体规定，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缺乏相应的机制，加大了基层人民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的难度。
资料难采集。风险监测是人民银行基层行在金融稳定工作方面的重点工作，监管职能分离后，各金融机构向人行报送报表和资料相对很少，尽管可以发文或以“指导意见”等方式要求报送，但对于迟报、漏报或不报行为缺乏刚性约束，导致基层人民银行对辖区金融运行情况缺乏全局性、完整性的判断，更无法有效发现风险和防范风险。
技术难监控。基层人民银行处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前沿，是辖区金融风险的直接监测者，但目前人民银行自上而下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基层人民银行只能凭借以往的监管经验对风险状况、程度进行粗略的判断、识别。这种落后的工作方式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现代化技术手段和形势要求。
检查难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很难落实，在县级人民银行更不可行，大大降低了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效率。
提高基层人民银行履职能力的建议
以“两管理两综合”为抓手，大力强化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责
开展新设银行机构管理工作。为及时掌握新设银行业机构开业情况，指导其完善制度建设，顺利接入人民银行有关业务系统，作为基层人民银行，应该开展新设银行机构管理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要求拟新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向当地央行进行筹建与开业申报。明确规定经检查验收、技能考核合格的，方可接入人民银行有关业务系统办理业务。
建议由人民银行法律事务部门，负责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筹建与开业的申报受理和综合协调等工作；人民银行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对金融机构筹建与开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组织检查验收、业务技能考核，办理接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和有关业务等工作。
健全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工作。为保障金融稳定运行，基层人民银行应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对于不同的重大事项应该按照不同的时间要求和标准向当地人民银行及时报送。通过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可以进一步加强开业后的持续管理，在人民银行法定职责范围内，对报告事项进行审查或分析研究，及时处置发现的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重大风险，有效监测和预防了辖内金融风险。
加强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作为基层人民银行，应该把有效提升基层人民银行依法履行管理与服务职能作为新的课题，整合监管力量，成立综合执法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每年组织所有具有执法职能的部门对金融机构统一进行综合执法检查。为最大限度减少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综合检查应该做到方案、队伍、内容、时间、文书、流程、标准和处罚八项统一，有效保证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工作合法、规范、高效进行。通过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可以有效地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为基层人民银行有效履行央行职能创造有利条件。
开展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工作。作为对整个金融业都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人民银行可以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含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措施、管理规定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定评价等级，并分级采取相应管理和服务措施。综合评价的内容应该包括人民银行履职涉及到的各项工作；评价结果可以在合适的范围内予以通报，并抄送给当地政府和其上级行。开展综合评价工作是人民银行强化履职效能、扩大履职影响，促进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促进法律法规贯彻执行的重要举措。
在时机成熟时，还可以在基层人民银行增设管理检查部门，专门行使对金融机构管理检查职能，承担“两管理两综合”的工作。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赋予基层人民银行的业务执行监督检查职责纳入管理检查部门，既可以提高监督管理效果，又可以减少监管成本，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民银行监督管理职责由多个职能部门行使、各自为战的局面，避免了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
总之，“两管理两综合”不仅有利于规范商业银行业务操作，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银行履职的权威性和效能。但从依法履职要求看，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议完善“两管理两综合”的有关法律依据。目前，除综合执法检查外，其他三项工作的执行依据多是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不是很高。为此，建议总行以规章的形式对“两综合两管理”工作进行定位，对工作的内容、程序以及相关罚则等做出统一规定。二是建议加强法规清理。2003年以前制定的部分法规、规章的一些条文明显过时，执法检查中对问题如何定性以及如何进行处罚时，基层人民银行只能有选择地使用相关法律依据，很不方便，建议总行能够对法规、规章进行修订规范。三是建议多开展综合执法检查。相对于专项检查而言，综合执法检查在行政处罚方面的罚款金额更大，更能引起金融机构的重视；同时综合执法检查能够整合检查资源，在部分检查专业间实现检查信息共享。
以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契机，切实提高基层人民银行金融服务水平
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金融消费者维护其权利的最重要制度保障。要尽快修改或制订新的法律法规，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改变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不足之处。一是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金融消费者概念，设立专门章节规定其权利义务，提高对金融消费者的适用性。二是在条件成熟时，制订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强化监督和保护。三是制订《个人信息保密法》和《征信法》，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四是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对金融消费者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范围，既实现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又可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五是要进一步修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进一步增加和完善对金融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内容。
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建议仿效美国做法，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工作。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进一步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的主要职能、受案范围和工作流程。
理清思路，找准定位，认真履行基层人民银行金融稳定职能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大局，基层人民银行肩负着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各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和工作互动，推动县域经济金融的协调健康发展。加强与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和沟通，找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结合点，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促进金融稳定。建立健全符合基层实际的金融稳定工作机制，在风险防化过程中保障金融稳定。
首先，要建立人民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协作机制。在金融统计资料交流、文件抄送、信息通报方面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以利各方充分掌握货币信贷和金融监管信息，相互协调监管手段，提高工作效能。
关键词：国库；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0.4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1-0025-03
在整个会计体系中，国库会计兼具预算会计和银行会计的双重属性。从国家预算角度看，国库会计是国家预算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财政总预算会计、税收会计等共同参与预算执行；从银行角度来看，国库是人民银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责而专门设置的一个职能部门，其业务纳入人民银行会计体系统一管理。加深国库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确立国库会计基本假设、厘清国库会计目标，构建国库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对于推进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和预算会计改革与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国库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探讨国库会计职能。李勇（2007）结合财政制度改革，提出要从体制上加强国库会计建设，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国库会计职能履行，从技术手段上增强国库会计履职能力，营造环境以提高社会对国库职能的认识。第二类是探讨国库会计与预算会计体系的关系。唐树君（2005）分析了税收会计、国库会计与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联系，指出三者都是为执行政府预算服务的，同属于预算会计组成体系，有相同的目标，同反映政府资金活动。但三者的会计主体存在差异。
根据笔者的阅读范围，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对国库会计环境、会计对象、会计假设、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特征等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著述。尽管如此，由于国库会计隶属于预算会计体系，还是有必要对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预算会计基本理论的文献）做一个梳理。相关文献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本文的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李建发（1996）通过回顾预算会计的历史沿革，对比中外预算会计，提出预算会计的环境性前提与规范性前提概念。在会计目标上，他针对政府的客观环境指出政府财务报告应以受托责任观作为基础，并提出扩大中国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把国家资源、国有资产、国家债权债务和社会保障基金纳入预算会计核算体系。赵建勇（2001）结合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立单位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第11号，和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发的第34号关于政府财务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主体、计量基础、报告模式、预算报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郭彤（2003）认为政府编制和提供财务报告是为了履行政府对其委托人的报告责任，而政府报告责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变化和人民对政府要求的变化。预算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履行政府报告责任的认识为出发点，以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王晨明（2006）对预算会计信息使用者和会计信息供给者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阐明了会计信息供求状况对会计目标的影响，认为明确报告的受托责任和提供有利于决策的信息作为预算会计的主要目标。
借鉴预算会计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三个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确立国库会计基本假设，明确国库会计目标，构建国库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二、国库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本假设是指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根据已往的实践和理论，对会计领域中尚未肯定的事项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假设。会计基本假设对国库会计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国库会计与其他会计一样都处于特定的客观经济环境中，都会遇到许多不确定事项，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同样需要依赖事先确立的若干会计基本前提。笔者认为国库会计基本假设应由会计主体、持续性假设、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组成。因为这四项假设是比较公认的，也符合国库会计所处的客观环境，便于对国库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
（一）关于会计主体假设
主体观念是建立会计科学和进行会计实务处理的几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在会计基本假设中通常把会计主体列为首要的假设。国库会计的会计主体比较复杂，它对外承担受托责任的整体是人民银行，国库部门需通过银行会计核算方式对各级预算收入、支出、退付及划拨、清算等资金运动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记录、反映和监督，并向财政部门报告财务资源的收支情况和结果，同时还需将同级财政收支情况反映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因此，国库会计主体采用了双重视角，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即记账主体是中央银行，报告主体为财政部门。
（二）关于持续性假设
持续性假设基本含义是指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将按照现在的形式和既定的目标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计主体不会进行清算。国库会计是办理国家预算收支的重要基础手段，国库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各项活动不仅不能带来赢利，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耗费一定的资财，如果不做持续性假设，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在国库会计中，强调国家公共活动的持续性是非常必要的。
（三）关于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基本含义是连续不断的经营过程可以被划分为相等的时间单位，以便对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进行及时、连续的反映。这种为了会计核算的需要而人为划分的相等时间单位称为会计期间。国库部门除了按月份、季度、年度进行分期核算和报告外，还要求按旬核算并提供预算收支的旬报。与企业的会计分期相比，国库会计分期显得更详细、更重要。会计分期的假设保证了资源的委托方能够定期了解到国库部门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
国库会计对象是预算收支的增减变化，因而货币计量自然成为国库会计的一个基本前提。此外由于国库不计算盈亏，因而只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要求采取类似于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的计量属性。
三、国库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指会计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要得到的结果，体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关于财务会计目标，二十世纪80年代左右形成了两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笔者认为：国库会计目标应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的规定，资源的受托者中国人民银行具体经理国库，央行国库部门承担了如实地向资源的委托者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与结果的义务。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央行经理国库的法定性决定国库会计的受托责任
从我国国库会计实践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经理国库。因此央行经理国库具有法定性、唯一性。根据政府委托理论，央行国库部门是公众的受托人，央行国库与公众之间是委托关系，对公众承担着巨大而广泛的受托责任。央行国库为了履行受托责任，必须有可供使用的资源（如机器设备、人员经费），而这些资源大部分来自于税收。公众对于资源的提供不管自身是否自愿都无法回避，更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改变这种受托关系，因而公众关注点只能定位于对受托方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因此，决定国库会计目标以反映受托责任为主。
（二）国库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关注于央行国库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在我国有关预算会计的规范中，无一例外地的将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界定在政府内部。作为预算会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库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限定在政府内部及立法监督机构。上述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国库信息的关注点均侧重于国库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从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征收机关）看，作为政府的管理者，制定经济决策和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都需要获得真实、完整、准确、及时的国库会计信息。财政部门、征收机关作为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机构，也需要反映国库资金运动情况的所有国库会计信息。从中央银行看，国库是人民银行为了完成国家赋予的经理国库的职责而专门设置的一个职能部门，国库会计核算统一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其会计信息理应提供给中央银行。从立法机关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我国的立法机关，负责审批政府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报告，并监督政府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使用，需要借助国库会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来评估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使用情况，预算执行的合规性等。
综上，各信息使用者关心人民银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能方面的信息，包括是否及时收纳国家预算收入、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同级财政库款的支拨等，以评价国库是否履行了保护、使用和维护受托资源的职责。
四、国库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的质量的要求。在整个财务会计理论的概念框架中，信息质量特征是联结会计目标与会计确认、计量及财务报告信息表述的桥梁和纽带。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在质量上达到保证，会计目标就无法实现。各国预算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十分重视，了多项政府会计概念公告，提出预算会计信息质量应具备的特征。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也对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可理解性、重大性、及时性、真实性、客观性、可比性和一致性。为了解除国库会计对公众的受托责任，在国库业务处理规范中，也要求国库会计信息质量满足一系列的信息质量要求：
（一）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要求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必须清晰、简明，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理解与使用。政府各部门、立法及监督机构、人民银行及上级国库部门等信息使用者关心国库会计信息，关注国库会计是否及时记录、反映国家预算收支变动，以评价国库是否履行了保护、使用和维护受托资源的职责，必然要求国库会计信息明晰、便于理解。
（二）客观性
客观性要求国库会计核算必须以实际发生的业务及证明经济业务发生的合法凭证为依据，如实地反映国库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在目前国库业务处理中，制度要求国库收入必须以财政部门、征收机关开具的缴款书、税票作为记账依据，国库支出必须以财政部门开具的拨款凭证为依据；这些制度规定，体现了国库会计核算的客观性要求，从而保证形成的会计处理结果真实客观。
（三）及时性
及时性要求国库会计主体应当及时地收集会计信息、及时地对收到的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及时地将会计信息传递给信息的使用者。现行国库会计制度对会计信息及时性有明确要求。例如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中对国库的基本职责规定为：“准确及时地收纳各种国家预算收入……”。此外，从国库会计报告的提供频率上也能体现及时性要求，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库收支动态，对国库预算收入报表的及时性要求也较企业更高，除了提供正常的月报、年报外，国库部门还提供旬报，每日产生预算收入日报表。
（四）可比性
会计核算应当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科目应当一致，相互可比，并且会计处理方法应当保持前后期一致，不得随意改变。因为国库会计反映预算资金的收缴、划拨、留用、上解过程，不仅直接反映国家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而且还反映政府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如果核算口径不一致，导致提供的信息不可比，前后期不一致，将很难评估国家制定实施的各项政策是否成功，因此与企业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相比，国库会计信息对可比性的要求更高。
（五）实质重于形式
实质重于形式特征要求在会计处理中应注意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从而防止企业利用法律和规则的现有漏洞，进行虚增利润、隐瞒债务等舞弊和粉饰财务报表的行为。尽管我国国库是非赢利性质，但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仍然是国库会计信息质量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主要是地方政府由于存在大量的债务而导致财政风险不容忽视，（代写文章：微信：13258028938）地方政府通过所属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债务融资，表面上看是企业债务，而实质上是政府的债务。因此，国库会计要全面反映政府的预算执行状况，有必要将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作为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对或有负债进行全面揭示。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西南财经大学：《国库改革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基层行；内审转型；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1-0069-03
2012年初，总行召开了内审工作电视会议，明确了2012年内审工作的重点及今后内审工作的努力方向，明确了“一个确立、两个探索、三个深化、四个改进”的内审转型思路，各级行都在为内控转型而探索实践。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效果明显，严重的、带有普遍性的违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基层行暴露的各类案件表明，基层行在履行人民银行职能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风险隐患。因此，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防控、科学开（代写文章：微信：13258028938）展风险分析识别。对人民银行基层行防范风险，确保人民银行基层行合规高效履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风险管理指一个单位、部门对影响其业务目标、经营目标实现的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事项等，进行风险排查、识别、分析、评估，并针对风险性质、风险类别等。结合自身实际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将其影响程度控制在单位、部门可以接受范围内的过程。风险管理的目标就是为单位、部门目标的实现提供相对合理的保证。实施风险管理有利于一个单位、部门全面客观识别评价经营管理过程存在的各类风险，提高风险反应决策水平和能力。使单位、部门的业务目标、经营目标与风险等级相匹配，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基层行的风险更为突出，因此对人民银行基层行面临的履职风险进行科学的识别、评估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是当前人民银行基层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人民银行基层行实施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人民银行基层行履职过程中面临许多风险，客观上需要我们加强风险管理。人民银行基层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宏观调控中的决策风险、依法行政中的法律风险和业务运转中的操作风险、效率风险、信息技术风险等。只有高度重视并加强风险管理，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从而增强履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人民银行基层行暴露的各类案件表明，基层行需要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如果未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或风险管理失效，将会面临声誉受损、资产损失等风险。各级分支机构暴露的各类案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人民银行系统出台的相关规定促使人民银行基层行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机制。2006年，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要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机制。
二、当前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风险管理规定操作性不强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各分支机构要对履职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声誉风险、资产风险、信息技术风险、效率风险、操作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科学界定，正确评价本单位的相关风险，根据风险分析结果确定风险应对策略。明确具体的应对措施，制定风险应对方案。但上述关于风险管理的规定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对基层行开展风险识别、分析的指导性不强。
（二）管理层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目前，一些人民银行基层行的管理层对风险管理的认识大都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认为履职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如何对相关风险进行科学界定、正确评估等方面，往往没有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认为出了问题妥善处理就行了，没有将事前风险应对、事后危机处理等风险管理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三）风险管理的方式、手段缺乏科学性、系统性
目前，人民银行基层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加大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力度，但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评价的水平上，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分析模型、评价指标体系，缺少专门化的风险管理工具，更缺乏全局性的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和主线。致使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管理一直处于“空白”阶段。
（四）风险管理理念没有得到大多数职工的认同
人民银行基层行承担着支付清算、货币发行、经理国库等职责，其引发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产生风险造成的破坏性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更加严重。但风险管理是一个新课题，大多数员工对风险管理还不甚了解。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尚未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基层人民银行风险管理工作任重道远，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
三、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管理框架的构想
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主要有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策略、风险监督等。通过不断开展风险管理。不断提升人民银行基层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效果。
（一）风险识别
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识别是指通过风险调查和分析，查找出人民银行基层行在履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源，并进一步分析风险因素转化为风险事故的可能性。人民银行基层行要以人民银行总行下发的《指引》为指导，采取岗位人员自查自找、管理层自查自找、相关业务操作层、管理层、再监督层互查协查的方式，认真分析相关业务所存在的风险隐患，查找必须关注的风险点，同时根据风险隐患的重要程度将风险点划分为不同的级次，分析出哪些是主要风险因素，哪些是次要风险因素。
在具体的风险识别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内、外部因素，确保全面、科学识别人民银行基层行所有风险。根据人民银行基层行的业务活动特点，人民银行基层行面临的风险类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二）风险评估
人民银行基层行对相关风险识别出来以后。要对风险进行评估，也就是对上述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发生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的严重程度等进行定性或量化评价，按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重要性、严重性对风险进行排序，形成风险评估报告，为风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确保人民银行基层行依法、高效履行各项职能。
1.建立风险评估指标。根据风险强度可分为极高风险、高风险、中等风险、低风险、极低风险。为了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应建立风险评估的主要指标。第一，法律风险指标。法律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因执法不当、贯彻执行政策有偏差、制定细则或办法不正确、人员素质差异、差错、舞弊、管理监督不到位等原因而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第二，声誉风险指标。声誉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导致人民银行声誉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进行分析。第三，资产风险指标。资产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导致人、财、物受损的风险进行分析。第四，信息技术风险指标。信息技术风险有两种类型，一种表现为现有的业务信息处理系统无法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由于技术设备陈旧、配置较低而不能有效运作所产生的风险：另一种表现为在计算机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由于相应的内控措施缺失。相关的监督机制未能建立，从而产生的风险。第五，效率风险指标。效率风险评估主要是对导致资源浪费或行为低效率的风险进行分析。第六，操作风险指标。人民银行的操作风险主要是指在会计、发行、国库、再贷款、外汇管理等业务处理过程中，由于具体操作环节的失误，如经验不足或违规操作而引起的风险。
2.风险评估方法。风险评估的方法很多，主要分为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两类。定量评估是指给出风险分析各组成部分可量化的数值，当所有的因素得到量化，定量评估的过程就完成了。对人民银行基层行来说。由于其在自己履行职责的活动中可能面临着法律、声誉等六方面的风险，因此。风险信息的量化，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风险的程度问题，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履职过程面临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即达到多少“量”的程度：二是风险信息的量化，要能使人民银行基层行各类风险信息进行比较，以便于根据风险程度差别而实施分类管理。因此，风险信息的量化就是要求对风险状况作出一个综合性的量度评估。
定性评估是指并不给出风险分析各组成部分的量化指标。而是根据专家或管理人员的经验。估计已识别的风险后果和可能性大小的过程，通过主观判断来确定不可量化的风险。定量评估一般在定性评估之后进行，纯粹的定量评估和纯粹的定性评估都是不可取的。两者要结合使用。
3.形成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工作的总结和归纳。风险评估报告应该运用通用风险语言、合理的评估方法，为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管理提供一个整体的参照。在确保精练、明确、全面的前提下，风险评估报告能够涵盖人民银行基层行面临的所有风险类别、风险事件和损失程度，并能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为管理层风险管理决策提供基本依据的同时，也让人民银行基层行的每一位员工对人民银行基层行所面临的风险有个整体的了解，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处在人民银行基层行风险的哪个环节。从而、有利于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到风险管理中来。
（三）风险应对
风险控制的关键就是要制定出适当的风险应对策略。目前，处理风险的策略主要有避免、转移、控制管理或可接受等。一是对于发生可能性较大且影响程度严重的风险，在业务运行和管理活动中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或措施避免风险的发生。二是对于影响程度较低、发生可能性较大的风险，可以采取保险等方式将风险转移给专门的机构或部门。相应的方法主要有：合同工外包，职工加入医保、社保等。三是对于影响程度较高、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的风险，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方法将风险概率降到最小、风险程度降到最低，通过合理的内部控制，使产生风险的可能性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四是对影响程度和发生可能性都较低的风险，应密切关注其发展变化情况并及时向上级行报告。
论文关键词：持续监管 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正式行使对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十年高管管理的历程。从人民银行到银监会。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高管范围由初期金融机构负责人扩大到包括机构负责人、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内审和财会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或对风险控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高管任职资格条件从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及业务工作能力延伸到个人品行、从业纪录等方面；高管人员所需学历和经济、金融工作年限也从笼统的、抽象的要求过渡为针对每一类机构每一类高管的分解细化而又具体的制度安排。十年中，监管当局对高管管理的探索从未停止过，通过抓高管管理进而保持银行业稳健运行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然而。从目前高管管理办法来衡量，符合高管任职资格条件的人选很多，但业已担任高管的又未必全部称职。这就需要监管者用持续监管的理念。对高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一、高管管理应坚持静态审查与动态考核相结合，重在动态考核
为保证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和存款人的利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静态审查十分必要。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所指出的：“发照当局应当保证新银行机构有适当数量的股东、充足的财力、与业务结构相一致的法律结构以及具备专业知识、道德水平、能稳健与审慎经营的管理人员。”银行业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机构，其高管层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即静态审查。主要内容是历史的从业记录和现实的知识水平、管理能力及个人品行。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监管的实践告诉我们：1．静态的任职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并不高；2．任职资格某些条件规定还不太具体。缺乏量化标准，难以掌握。如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3．任职资格的通过与否，有时还受到来自地方行政干预的压力；4．即使任职资格严格照章办事、严格审查通过，也只能说明这一时点、某高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并不等于担任这一职务后情况恒久不变。因而，对高管人员动态考核十分必要。
对高管任期内的动态考核，一是严格按审查时的条件掌握，即所谓“保证发照与持续监管的标准相一致”十分重要；二是要重点考核任期内在经营管理中的实际业绩和风险控制能力；三是监管当局考核的结果应与银行业机构的上级行或董事会见面，以便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四是监管当局应根据同质同类比较的原则，制定动态考核若干量化标准，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之所以提出以动态考核为主，主要是静态审查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而动态考核则是代表未来。要保护好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必须把握未来，将未来高管任职期内的现实表现进行科学评估，以判断高管所管理的机构未来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做好风险控制。
二、高管管理应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重在“软件”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有关办法所规定的学历、经济和金融工作年限、所要求具备的知识及管理能力。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高管任职资格管理中的“硬件”，而高管人员履职过程中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道德水准、行为规范和品行操守等，可以称之为“软件”。一名合格的高管，必须“硬件”和“软件”同时达到相应的标准，尤以考核“软件”为重。同时。“软件”是以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品行为主要范畴的素质。重视“软件”就是解决一个为谁经营与管理、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监管当局和银行业机构内部处理的高管人员，因“软件”过不了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西部某市为例，银监分局成立以来，共取消高管任职资格13人，其中9人是“软件”出了问题，占整个被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69．2％。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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