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情况。
加强学习，提升政治理论水平。我积极参加区政府组织的周一半小时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新党章、监察法和新纪律处分条例。对照中央、自治区、市和我区有关文件规定，领会精神实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规定和要求上来，使思想与行动保持一致性。
二、履职尽责情况
1、2016年上半年在叠彩区城乡建设局担任副局长，主持全局工作期间，认真履行部门负责人的职责，带领部门同事全面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主要工作内容有协调有关道路和地块的规划调整；管理基础公司新修道路、安置房建设等各项工程；管理辖区内市政道路设施的维修维护；参与协调区属各重大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在缺少局长的情况下，以身作则，兢兢业业，克服重重困难将全局工作向前推进。
2、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借调到桂林市靖江王城片区旅游文化特色街区改造指挥部工作，负责该重大项目的现场督查和协调、叠彩区特色街区改造的专门联系等工作。期间主要是协调广西师范大学、桂林市规划局、住建委、城管委、文新广局、园林局、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院等相关单位，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重大疑难问题及时向市指挥部领导报告，组织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参与核验施工单位上报的进度款申请资料，严格把关，确保工程进度与款项拨付稳步推进。攻克的难点问题主要有王城周边道路通行规划问题、广西师范大学东侧老教授违建拆除问题、西巷变电箱建设规划问题、解放东路工商银行大楼拆除重建问题等等。
3、2018年第一季度主要是协助城乡建设局局长完成工作，分管规划市政等工作稳步推进。在调整担任叠彩区纪委派驻区委办纪检组担任组长后，一方面主持完成纪检组的各项工作，将纪检组的工作内容充实完善。经常运用丰富的案例给23个监督对象单位做警示教育，组织学习新党章、新纪律处分条例， 与部门负责人开展谈心谈话活动等。另一方面协助完成区纪委党风室的各项工作，包括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八项规定回头看监督检查、涉黑涉恶腐败、“保护伞”和查处不力等问题材料整理上报、第一种形态谈话提醒归类上报、党风政风六项重点任务监督检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四风”问题专项督查、谈话函询、典型案件通报，参与办理部分违纪案件等。
三、廉洁自律情况。
一、增强“三基”、建立“三好”活动状况
1、组织状况：我公司综治办于月25日行文下发了号《关于开展增强在“三基”、建立“三好”活动的施行方案》，方案首要确定了活动步调和办法，月30日前为学习宣传发起阶段，月1日到月30日为集中整改阶段，月份为进步验收阶段。首要组织施行部分为公司综治办和捍卫科。
2、首要工作和活动发展状况：
底层组织建立：9月上旬，对各底层单位治安消防工作和八个治保、民调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督导排查，经过督导排查活动，进一步明确了个底层单位治安消防责任，增强和规范了底层治保、民调会的基本材料和工作落实，做到了事事责任落实到人头；还，向底层单位和各科室印发了以《省综治条例》、《企事业单位治安捍卫工作条例》、《消防法》、《安全建立现实方法》法制宣传资料15份。
“天眼、亮化、封闭”三项工程工作督查状况：在亮化和封闭方面我单位目前都根本到达了集团公司要求，就收集监控存在的问题综治部分实时枚举上报公司指导和总公司，然后在确定收集革新晋级项目工作中起到了主要效果，当前系统可以顺应当时治安防备工作的需求，天眼收集监控革新晋级已根本完成（但未进行最终验收）。存在的问题首要是与两矿收集监控联网监控的问题，因为两矿监控存在地位、焦距、照明设置欠妥，收集传输不畅等问题，招致对内调各类异常状况的查询坚苦。
内调环节、重点关键部位、门房治安治理达标状况：9月中旬起我们对上述部位进行了重点管治，其硬件设备和软件要求都根本到达了要求，三季度检查中磅房工作人员着装不一致的问题，捍卫部分实时下发整了改意见下发，供给部分实时置办了一致服装。内调环节管治方面，一是十月份以捍卫、综治部分为主，公司内调督查组制订了内调整理方案，正在施行中，当前小分队上路和深化底层检查督导活动正常化，捍卫部分深化现场对涉煤岗亭人员的督导活动每周两次；二是下发了《关于开展严厉打击盗窃煤炭专项管治活动的施行方案》，依照方案的要求，捍卫部分开展了内调车辆大检查整治活动，开展了内调流程督查检查活动，当前正在施行之中，当时内调理安情势趋于不变态势。
局面治安治理和门卫治理方面：自8月下旬起，我们制订了多项整改办法，一是封闭西大门小门（侧门），节制外来车辆；二是对全公司车辆（公车、私车）进行注销造册，对泊车厂车位进行合理划分，外来车辆不的进入，添加油库外屋檐下为第二摩托车停放点，一切小我简便交通东西不的在其它室表里寄存；三是对一切简便交通东西执行内部车牌治理，执行了夜间摩托车不得出厂的规则；四是增强了门卫检查注销治理，规则外来车辆注销进厂，对工程车辆、人员、进入煤场外来车辆和人员执行通行证准则；
二、忠实”教育及手指口述活动状况
综治捍卫人员“忠实”教育活动作为三基、三好活动中主要的一环：我们实践早在8月13日三季度综治工作大会今后就制订了具体的活动方案，并组织施行，方案首要表现了三个结合，一是教育活动和当时开展的手指口述活动相结合；二是教育活动和军事化治理，岗亭大练兵相结合；三是教育活动和公司开展的廉政教育、传统文明教育（《门生规》学习）执行力教育（把信送给加西亚）相结合；活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首要是进步看法，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手指口述，规范人的行为，发现问题，深挖问题本源；第二阶段首要是针对问题进行整改、规范，进行军事练习，开展岗亭大练兵；第三阶段为进步审核阶段，首要对活动结果进行评价，审核，奖罚兑现，为保证活动结果每一阶段都制订了目的，没有严厉的工夫界线，不达目的决不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一是首要进行了思想教育和忠实问题排查。发起党工团主干深化职工群众调查状况，支部要求小我谈看法，每人都人写出《小我问题揭摆》，大家过关，发现不忠实的景象有，1、不敬业，工作不认真，纰漏不细心，2、人员进步心不强，知足于近况，不思进步，苟且偷生，3、利欲熏心，没有大局认识，不克不及站在公共好处的高度开展工作或许是做事；二是开展手指口述工作，支部对每个岗亭都制订了紧密的岗亭描绘和手指口述以及现场交代班的规范，要求大家过关，天天班前会后进行的集团手指口述和现场交代班已成为了一种规则。经过第一阶段的工作，处理了人员思想上的忠实问题，规范了小我工作规范和行为原则，使忠实活动家喻户晓；活动于9月底完毕。
第二阶段从十月开至十一月底完毕，首要针对第一阶段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和工作创新，岗亭练兵和军事练习。
1、由支部书记组织，采纳分组集中评论和单个交心的方法，深条理调查把握人员的思想动态和工作中的矛盾和不足，从中发现和把握了小我矛盾对工作的晦气影响1条；遍及存在的本位主义，利欲熏心，工作不积极自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干工作谈代价，思想懒散，小我不顾全全局的思想认识和行为4条；门卫准则、验车准则、治理准则不完善不科学的问题各1条。针对上述问题和景象，支部委员会召集党、政、工、团主干人员召开了钻研会，有针对性的一一制订了整改办法，并组织施行。
一是支部书记负责同3名思想后进人员进行了交心沟通，处理了其思想存在的顾忌，鼓舞其面临实际努力工作，使得以安心工作。
二是支部组织，深化学习了传统文明《门生规》和精神《把信送给加西亚》，要求每名捍卫人员对照《门生规》和精神结合本身的工作状况，思想情况，查找问题，进行反思然后进行问题揭摆和谈领会心得，做保证，每名捍卫人员都写了《小我问题揭摆》和《小我保证书》。
三是由支部建议和审核，行政主办挂帅，整改完善了空重车验车准则，车辆自重核对准则，内调车辆治安检查准则，工资审核分派准则，执行了单班工作状况报告请示卡准则，干部夜间查岗准则，这些准则的完善和执行，极大地推进了各项工作，大大进步了人员工作和遵章守纪的盲目性和工作完成的质量。
2、手指口述和岗亭描绘方面：
一是内勤冯秀红负责组织人员进行手指口述和岗亭描绘练习训练和规范操作。敌手指口述和岗亭描绘的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完善，汾河生化现场会后，由对内勤、救火员、外勤三个岗亭的描绘进行了制订；
二是在练习训练和练习方面，天天早晨班前会后都进行排队练习训练，要求大家过关，不高进程，并将练习训练状况和小我手指口述的状况列入自己工资审核，使岗亭描绘手指口述入心入脑，构成习气，贯串于岗亭工作，当前各岗亭人员，每名捍卫人员都可以纯熟的进行岗亭描绘和手指口述。
三是将手指口述岗亭描绘中相对自力的现场交代班工作交由门卫负责人和洪洞站负责人负责，要求每日交代班要求依照手指口述的规范进行现场交代班，既进步和规范了交代质量和进程，也大大进步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3、在岗亭练兵方面，我们将军事练习和岗亭规范操作结合进行；
一是大力开展岗亭督查活动，由科指导和队长、负责人构成督查组进行日常深化岗亭现场督查工作，并将督查状况记载在案，作为月底工作工资审核的根据，极大地推进了岗亭规范操作。
二是具体完成军事化治理和军事练习，卫生内务，上岗执勤悉数按军队要求执行，军事练习由军事本质优异的主干吕林同志负责，具体负责军事练习工作，制订了严厉的练习方案和审核规则，天天早晨班前会后20——30分钟为军事练习工夫，练习内容为队列、中止间转法、三大措施、擒敌拳和交通批示手势。磨炼了小我意志和体能，还进步了人员气质和形象。在集团公司三季度检查中获得较好成果。
三是洪洞站人员的军事练习由洪洞站负责人孙建忠负责，科指导合时检查验收，固然人员少，前提差，但在练习方面没有落下，与赵城片起到了一样的结果。
四是增强日常军事化治理，要求捍卫人员赶上级指导，公司科级以上指导检查督导时自动上前还礼申报，上岗要求物要整洁，人要精神，着装规范，佩带标记、证件。坚持了捍卫步队形象。
第三阶段的工作当前正在进行。
1、增强学习，在学习内容上依然以《门生规》和《把信交给加西亚》为主，辅佐以播放相关宣布道育片，在方式上添加多媒体教育宣传和分组评论，结合实践开展忠实问题大评论活动。当前正在进行分班组评论，要求于12月25日前由班组负责人将评论后果报回活动指导组进行考评。
2、由支部负责草拟制订《捍卫科忠实服务公开承诺书》和《捍卫人员忠实服务公开承诺书》，进行全员签署，并将承诺书向全公司及上级部分公开，自动将本人置身于群众监视之中，公开承受监视，自我加压，到达留意本人的言行和作风的目标。已于12月15日签署终了。
3、由负责敌手指口述和岗亭描绘的内容规范作进一步的完善修正，增强练习训练和审核工作，做到每日练习训练，大家过关，争夺在一月份汾河公司举办的手指口述大赛中获得好的成果。
4、军事化治理和练习方面，重点加大日常军事治理准则的规范和项目标设立，坚持形象就是气质、就是旌旗，就是生命的理念。
5、12月25日后由侯矿中负责组织指导组相关人员对忠实教育活动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逐项评价总结，依照职责对各项工作进行综合考评，对每小我在各项活动和工作中的显示进行逐项审核列队，并在12月份的工资分派中进行奖罚兑现，排名前三名的人员将引荐为年度各项评优评先的首要根据。对显示极差，不克不及顺应捍卫工作的人员将报请公司指导肃清出捍卫步队。
三、实有人口治理状况
为增强实有人口治理，综治办在充分应用现有实有人口治理系统的基本上，本年加大了准则治理，先后执行了调出调入人员注销准则，实有人口季度排查准则和动态检查准则，这些准则的执行获得了公司指导和劳资人事，政工组织部分以及底层科队的大力协助，还对微机治理系统的治理项目进行了合理调整设立，执行了人员编号治理，使系统的治理功用进一步扩展，日益规范。
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它是一个难以界定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是对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划时代意义的，任何对意识形态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探讨都不应离开他的思想，但是对思想的理解并不仅仅将其放在产生它的具体的历史现实中来看，还要根据其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整体的把握，“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因而对曼海姆思想的准确论述必须基于意识形态发展的流变之上。
一、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从根本上而言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现代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培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他的“假象说”已经较为明显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关性内容。紧随着培根之后的是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他在明确的意义上第一次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名词，是指揭示观念的成见和偏见的根源的“观念科学”，他的目的是反对当时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偏见，认为只要通过对观念和感觉的仔细分析，就能排除错误思想和偏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建立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从现实政治状况出发，认为德国哲学家的问题和法国意识形态理论者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脱离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他们的批判是立足于宗教根基的，但却“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尖锐地对德国当时政治和宗教进行了批判，超越了自启蒙运动以降唯心主义哲学对认知偏见根源在于人的心理这一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的认知差异的根源在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从而开辟了一条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新道路。从上述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流变进行梳理后，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理论从总体上来说演变进程是从特殊到总体、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从分化到综合的过程，在这种趋势的导向之下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应时代需要而产生。
二、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理论
作为马克思曾经的追随者，卡尔?曼海姆对马克思关于具体生存状况对人的认知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进行了吸收，他认为“我们认为主体所表达的思想是他的存在的产物。这意味着思想的观点、表述、命题和体系不是按照它们的表面价值来理解的，它们是按照表述者的生存状况来诠释的。这进一步意味着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存状态影响着他的观点、理解和诠释。”但卡尔?曼海姆又在吸收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将意识形态分为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总体的意识形态两大类，而马克思立足于阶级分析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影响在卡尔?曼海姆的理论中被淡化，削弱了马克思阶级批判的锋芒。
（一）总体意识形态与特定意识形态之界定
卡尔?曼海姆首先提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指出意识形态分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总体的意识形态两类。“当意识形态表达的是我们对对手提出的思想和描述表示怀疑时，这个术语的特定概念也就被表明了。这时，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和描述是对状态的真实本质的或多或少的故意伪装，其实是承认了一种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这表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主体是个人，出现特定意识形态对现实进行扭曲描述的原因是情境真相不符合其自身之利益，这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形式宽广得从有意的谎言一直延伸至半故意和非故意的伪装，从精心策划一直到自欺欺人。总体意识形态“是指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时代或这个集团的思维的总体结构的特征和构成。”
（二）总体意识形态与特定意识形态共同之处
《社会明镜》是一份以揭露社会罪恶为目的的新闻性期刊。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为了找出并采用一些办法来切实而彻底地消除我们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而且还被人为地掩盖着的罪恶，首先必须查明这些罪恶”。“因此《社会明镜》打算把社会机体的所有弊病提交自己的读者审判”。就此，恩格斯论述了这份新闻期刊三方面的工作原则：
一、报告的内容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他写道：“杂志将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当时的新闻业内尚没有新闻“客观性”内涵的权威说法，但已经出现诸如恩格斯阐述的得到一般认可的报道准则。
二、全面描述社会现象，不仅局限于描述工人阶级的苦难，也要描述资产阶级的精神贫乏，对作者成份亦没有限制，以便展现不同生活层面的人对社会的看法。
三、明确作者与编辑部的权利与责任。鉴于期刊报道社会现实的性质，为防止发生诉讼时责任和权利的不明，恩格斯指出：“如果需要，我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为作者姓名保守秘密，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撰稿人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至于发表的责任由编辑部承担。”在这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早论述了新闻“隐匿权”、新闻客观性原则和刊物编辑部的发表责任。
在以事实为基础的前提下，恩格斯提出了杂志的三项任务。
第一，“我们首先要注意工人阶级的状况”。他表示，尤其提供欢迎有关工人阶级的记叙文、统计材料等有说服力的内容。他特别指出，大小城市的“多半被掩盖起来的‘贫民窟’的各种事实”、工业区和工厂区存在大量无产阶级的地方是最容易获得工人阶级生活现状的地方。他详细地列举了各种可能出现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地方，鼓励工人作者从这些方面描绘其生活状况的真实细节：我们“将对我们的撰稿人就这类事件撰写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表示特别的感谢。”“总而言之，资本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对待工人有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我们都要邀请每一个能够向我们报道这类消息的人，尽快地寄来确实的报道”。
第二，除了描述工人阶级的状况，恩格斯说明：《社会明镜》杂志“也将描写有产阶级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状况”，“我们将通过事实证明：私人企业主自由竞争而没有劳动和交换的组织，这将使中等阶级贫困化”。尽管报道对象是有产阶级，恩格斯依旧主张报道要以事实为基础真实地反映社会现状。他认为这类报道“不限于写统计简讯和对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的记述，还将用一些篇幅刊登散文和诗歌等文艺作品”，不过他强调，杂志“只刊登那些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文艺作品”，“它欢迎来自生活本身的特写，同样也欢迎以生活为基础的特写”。
第三，为消除社会灾害和社会动乱，提出一系列基于人道主义的法律措施。他就此写道“这样的刊物既能报道应予消除的灾难，又能公布为了消除灾难而希望实行或已经实行的办法，并且能较详尽地阐明这些办法的成败得失。”
对于新闻期刊公开揭示社会阴暗面，统治阶层是不满意的。恩格斯对此做了回复，他写道：“如此无情地揭露我们的工业居民、农业居民和其他居民的状况，——这种状况迄今多半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或遮蔽着，——像《社会明镜》杂志所计划的那样公开地描述我们整个社会的秩序，将使一些人大为头痛心烦，这些人是不会友善地对待我们这个创举的。但愿他们想一想：正视罪恶所需的勇气和由于了解了情况而产生的沉着镇定对心灵和感情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要比胆怯的理想化的伤感主义好得多”。
由于恩格斯1845年4月初离开家乡乌培河谷去布鲁塞尔，因而没有参加后来该刊的具体编辑工作。恩格斯离开后，《社会明镜》在赫斯的主编下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包括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个片段和马克思的署名文章《珀歇论自杀》，这篇文章揭示了各种社会问题如何造成了法国社会自杀现象的增多。《社会明镜》后来拖到1845年7月才出版了第1期，1846年出至第12期停刊。
从思想品德教师专业成长角度说，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专业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教学研究。针对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的要求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思想品德教师可进行具有专业特色的教育教学研究。从研究过程的基本要素看，思想品德教师的教学研究活动可分为五个步骤: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问题的确定心理学、法学及国情国策文献的阅读和摘录明确思想品德研究论文的方法研究材料的收集和信息处理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结论的得出。
一、思想品德课研究问题的确定
1.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更注重选题的实践价值和发展价值，对问题的理论价值基本不作要求，这是符合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实际要求的。思想品德课教研课题的实践价值，指研究成果在解决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如:思想品德课教学幽默的美感机制研究;思想品德课多学科渗透教学模式的建构;探究题与实践题引入中考试卷的作用研究;情境教学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实际作用研究等。其发展价值是指研究题目的选择对思想品德教师的研究能力、思想品德教学效果和水平提高的作用，如新课程标准对思想品德课教学模式的影响;思想品德课课程资源开发方式的探究与实践研究;初中文科综合考试与研究性学习的相关性研究等。
2.研究问题的确定应遵循科学的思维过程。思想品德课教研课题的选定，是在思想品德课本和教辅材料、书籍、文献了解认识的过程中或在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实践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的。这一思维过程如图所示:思想品德课教学研究题目的初步设想思想品德课教科书和教学研究材料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分析和判断使思想品德课教研题目更加具体明确科学。
3.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始于问题，思想品德课研究也不外于此。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的内容存在三个方面:学生的心理品质状况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学生对国情国策的认知和责任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方法及效果的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课题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进行选择:(1)从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提出课题: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初中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研究，初中学生法制观念调查研究，初中学生对国情国策的认知状况研究。(2)从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要求出发提出课题:初中学生如何适应文综开卷考试应试误区研究，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的角色特征研究，初中学生如何写好思想品德论文研究等。
二、明确思想品德课题分析角度和方法
1.研究课题的进一步分析说明。当思想品德教师选定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有了恰当的陈述方式，思想品德研究问题一般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成为理想的题目。例如:“论深化思想品德课改革，全面推进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这样的课题陈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课题的陈述太宽泛，给人的信息容量太小。就这个研究课题说，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对学生评价标准的影响，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学方式的转变，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的深化对学生的要求。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品德课研究课题陈述，可以使思想品德教师和阅读者更清楚研究方向和内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课题陈述应着重指出中心议题和课题的前后背景。如:“单亲家庭子女自我保护能力调查”这一课题陈述，可以使人们基本上了解思想品德教师的意图和技术路线，明确了两个变量:家庭结构、自我保护能力;一个假设:家庭结构与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存在某种相关。这样“小题大做”有助于确定思想政治研究的对象、性质及方法。
2.确定研究类型和方法思想品德研究课题确定后，必须明确此研究属于何种类型的研究，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如果主要是定量研究，必须明确是用实验研究还是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如果主要是定性研究，还要进一步明确采用比较研究、历史研究或人种学研究的方法。例如:“把握中考探究与实践题特点，提高复习针对性研究”属于定性研究，又是应用研究，我们一般采用比较研究和人种学研究的方法。“我国人大制度和人大监督权研究”属于定性理论研究，采用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法。“构建‘和谐河北’、不断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究，是定性理论研究。
三、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数据的处理
思想品德课研究数据有多种形式，如定性的、比较的、顺序的，研究者通常会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统计方法主要有图表法、特征量计算法、大量观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法、统计分组法以及统计实验法等。(1)图表法。是借助几何图形或表格来表现以整理好的由教育调查和教育实验所获得的统计资料的一种方法。(2)特征量计算法。思想品德课教育统计学所研究的大量现象总是通过数量综合把它的一般特征和典型特征表现出来的，如校园学生诚信状况研究。(3)大量观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如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是根据“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一般通过个别表现出来”的原理确定的。(4)统计分组法。如中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2-0003-05
距离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构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必须看到，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不用说还有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更为复杂的情形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少有论者是把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上，一种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并不鲜见，但对于远未穷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变的。我们提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的主张及其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活动，正是为改变这一种状况而做的一种努力。
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回顾和反思，我们发现，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这种情况不仅使得这种研究缺少学术传承和积累，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情形更是如此。不可否认，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确实意识到了文本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意义，还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中的一种策略选择和介入方式，就是说，与其他同道相比，只是手段与路径不同而已，它还没有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来进行探讨，突出表现在对作为其解读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选择上显得比较随意，很难看出其有什么贯穿一致的标准和逻辑依据，有怎样总体的考虑和方略。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目前在新的时代境遇下进行的马克思研究，要真正超越过去的工作，就需要把其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图1所示几个方面的工作：
具体说来，我所理解的完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包括了三个重要的方面：
1.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即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前者包括对马克思重要著述的手稿、笔记的保存、流传和版本情况进行梳理，从总体上对其著述进行比较清楚的甄别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对一百余年文本解读史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出现过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等状况了解和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的是，我们是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的，特别是经过20世纪社会实践和哲学思维的纵深发展，现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如何迎应时代变迁和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的挑战，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超越。
2.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包括文本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和整体研究、宏观研究。根据我自己的统计，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有1974部(篇)，其中马克思独著1660部(篇)，马克思与人合著314部(篇)，马克思所写书信有3099封。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要对其全部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然而就是这些经过过滤和选择的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庞大，需要我们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有的精读，有的泛读。
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是对马克思代表性作品的精读，即按照“文本学解读”的一般路径，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那么，选择哪部作品作为精读对象呢?《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然而仔细考察《资本论》创作史就会发现，其实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部作品，而是有一个极为庞大的过程稿与手稿群，再加上其创作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而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其创作史、过程稿的甄别和梳理工作极为繁难，这类作品若抽象出来单独研究就有很大的难度。这样我们就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堪称表征其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它并没有被研究者归入“经典”之列，从而给予与它的思想分量相匹配的关注和重视。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解读这一论著的书问世。这样，我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空白的意义。
整体研究或宏观研究是选择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写下来的若干重要著述重新进行清理和研读。选择的标准，一是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是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是其中的有些著述虽然不成熟，但它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昭示了这些过渡性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
3.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但落脚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评价。即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贯通梳理和总体把握，在比较的视野内评定其思想史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工作包括以下一些环节：
――同一思想在不同文本中演变情况的梳理。文本的具体解读只是对某些作品的研究，从中梳理与挖掘的观点与思想在该文本中有其特殊的含义与界域。然而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是持续的、承接的，又是变化的。概括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对不同文本中关涉到的那些相同议题进行悉心地梳理，甄别出它们的具体含义的差别和变迁，寻求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这一工作避免了单纯根据马克思某一文本中所阐述的思想就对其总体思想作出表述，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准确含义。
这项研究深入开展将对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断章取义的现象形成解构。我们习惯的研究路数是离开一种提法的原始语境和意旨，把马克思针对特殊情况写下的一些想法、论点提升或夸大为他对世界、对哲学的一般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地解读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大纲”，将其11条内容集中看作其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其实通过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1844-1847年笔记》里《提纲》部分前后语境的甄别，表明它的写作与《神圣家族》有关，都是马克思要编篡“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1]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针对当时德国特定的思想形态而进行的阐述和评论，马克思之所谓“哲学”云云，绝不是指总体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而是特指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以观念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此外，诸如马克思毕生重视的“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人的本质等范畴和观念，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他对资本统治的分析和批判，由一种基于道义的、零散的谴责行为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批判理论和方法，而其观照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才达及一定的高度和水准。
――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词义辨析。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用最普遍的文本仍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这里绝不是对中文的翻译持根本否定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它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而且在目前翻译作品质量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水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由于马克思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用德文来写作的，而且从大的语系系统看，德、英、法甚至包括俄文大致属于同一种语系，概念之间的同构性相似，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核心概念含义的损益程度不大。但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用汉语或日语表述和诠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就有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用东方语言来表达是很困难的，很少能达到“言尽意”的程度。
目前对照马克思著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法权”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义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的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研究方向和领地。
――重要观点的提炼、概括和阐述以及思想的体系化“重构”(reconstruction)。应该做的工作是基于具体文本思想的原始状况的解读、不同文本中思想的演变历程的梳理而对其思想观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者还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勾勒、提炼，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述出来。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提炼和阐释时，我们要特别强调对马克思文本的总体性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时上述几个步骤中对具体细节、过渡阶段的重视应该让位于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上进行的考虑和抽象，必须剔除偶然、枝节和非主旨的方面及其内容，概括出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观点的马克思的形象。否则，前面所进行的细致工作就没有结果，没有归宿。我们注意到，新近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发生了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的争论，沿袭国外在相关问题上“对立论”与“一致论”的分野，双方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佐证其观点的正确。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差别。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不能说恩格斯是有意偏离甚至与马克思的思想对立，但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在哲学思维所达及的深度、理论视野所展示的领域以及表述方式的侧重点方面是有重大的差别的。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成年之后一直到生命的黄昏都在从事写作，但鉴于他理论创作的主旨、思想展示的领域以及著述计划执行的特殊际遇和结果等复杂情形，使他未必把自己的所有的思考，包括已经成熟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特别是他的哲学构架和体系，都一一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从宏观上看，他独特的思想、观点甚至体系或架构无疑是存在的。这就要求文本研究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根据自己的概括和抽象，把这些分散的观点和思想通过“重构”(reconstruction)的方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结构系统。文本阅读和思想提炼过程，会对解读者原有思想产生程度不同的触动或影响，那么是将解读所得纳入自己的思想构架和解释系统，还是在作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将表征文本与作者思想的最终命运。可以通过引入一种“严格明晰的方法”消除散见于同一作者不同文本中的“论据的模糊性”；也可以基于原有思想和“学说是以不系统、不集中的形式公布于世的”而尽力“完成使其更严密、更系统的工作”；也可以“把一种理论拆开，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便更充分地达到理论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目标”；[2]还可以“找到原有理论的断裂处，以便使它能够或者更替原有理论中各种要素的平衡，或者排除不适合的原有结论”；[3]等等。
――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思想的比较。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不能囿于自己的领域内思考问题，必须在比较的视野作出判断。即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就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而言，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一是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等思潮或党派的复杂纠葛及思想差异。二是与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背景或阴影的黑格尔思想的关系。终其一生，黑格尔哲学都是马克思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他早年就把黑格尔哲学比喻为“大海”，纵身“钻到”里面，之后又屡进屡出，他通过《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了断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但即使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哲学”、其思想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之后，他也没有彻底告别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前驱的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在写作《资本论》的漫长岁月里，处理卷帙浩繁的思想材料以及寻求对更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解和透视时，马克思不得不一再回味黑格尔之于他的意义，毅然“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4]可以说，迄今为止，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二者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询，还是从整体上对后者的实际影响作出程度和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他与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完全不同，把“孤独的个体”看作世界上的唯一实在，把存在于个人内心的东西――主观心理体验看作是人的真正存在，看作是哲学的出发点。他非常憎恨黑格尔哲学，认为这种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记了每个人自有其主观性。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叔本华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处于鼎盛时期的黑格尔哲学，指向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他认为世界的本质、内核是人的意志。至此叔本华把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意志置于本体的地位，建立了一种非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建立了一种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传统的形而上（代写文章：微信：13258028938）学的框架内，开启了一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而我们知道，处于同一时代，饱受欧洲人文经典熏陶，有洞悉时展大势的马克思，却被培育出另一种截然有别的哲学倾向和人生态度。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不同的思想类型?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通过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路径，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二、文本解读中两种不同的探究路径
以上阐述的只是我自己所构想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我无意扩展这种理解的普适性，要求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者都这样做，只是我感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研究的基础相当薄弱，历史上“欠债”太多，不做这样精细的研究，不可能提升这种研究的水准。我非常清楚，就目前来说，文本解读中论者普遍采用的是如下一条思路(图2)：
具体说来，这种研究方式凸现的是“问题意识”，它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而是从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在这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来自文本中，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代写文章：微信：13258028938）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文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是如此的“功利”，那么解读者在解读时就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在选择文本时，他一般不会对作者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选择表征其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包括手稿、笔记、札记、书信等材料，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作品。像马克思，他留下来的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就会被弃之不顾；同时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他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这必然严重地肢解文本思想的完整性。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就只能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
我绝不否认文本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方式也不能无限地扩展，成为文本研究的唯一方式，实际上，它的局限性与它的合理性一样是很明显的。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现实问题左右和意识形态干扰，出现了邓小平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最后发现“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与这种路数的无原则扩展甚至一统天下绝对有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点上吃的亏是太大了。
在我看来，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对文本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
就是说，要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警觉，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我国古代哲人早就注意到“言意之辨”，存在“言尽意”、“言不尽意”、“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它”等多种情况。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之外的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差池作出分析。包括“前文本”、“草稿”、写作方式、初始阶段的计划、前编辑阶段、编辑阶段、前出版阶段(手稿的定稿期、抄写者的手稿、修改的校样、清样)、出版阶段。科学鉴定的技术，甚至涉及“写本学”、“光学分析”和“信息分析”。[5]在此基础上再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至于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和问题、体现其历史意义和“当代性”，我将采取如下一些步骤(下页图3)：
1.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此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2.比较关涉相同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部重要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抽象、提炼出很多思想和问题，这就需要对它们做层次上的区别，剔除那些关乎具体事件或方案的论述，而将从中所体现和表征的思想和方法，特别是把哲学意义上的论题概括出来。这些论题虽然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但论题本身却不一定只归属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很多睿智的思想家曾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关注和探究；就是与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可能形形，作者的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和方式。这些情形的存在，提供了将作者与此前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的可能。有比较才有鉴别，最终凸现的将是作者的论述是否科学、到位。
3.追踪该思想或问题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传承与变迁。就马克思当年的论域而言，后继者一方面承续了他的某些议题，但在新的时代境域下都作了深化和发展。“实践”范畴地位的彰显不必说了，对与其紧密相关的“劳动”、“生产”等概念，卢卡奇、本杰明、高兹等都作了新的诠释和理解。就是对学界争议很大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赖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1928)、列斐伏尔以《辩证唯物主义》(1938)、施密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等也作了与苏联不同的、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哲学当代进展的反省、诠释和发展；而作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马尔库塞以《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艾蒂安?马里马尔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1965)、哈贝马斯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9)等更作了精深的开掘和重建。此外，在马克思著述中耳熟能详的一些思想和概念，诸如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赋予了不同的新意。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极大的拓展，并且增添了原来没有的很多内容。不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20世纪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这样做实际上无助于确立马克思的地位。
4.甄别该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而外，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作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或唯一途径。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找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样一种循环对于这一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问题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马克思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
相反，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把握了创新与重构，使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得以真实地呈现出来。更超越其他群体的意义在于，这种研究方式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现了文本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那种动机极为“功利”的、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取得的收获。
在思想史的视域中给予马克思的历史定位，将超越那种对待马克思的非理性、客观的态度。根基于马克思的文本的论述，就其思维方式而言，可以说，从总体上它更多地带有19世纪的特征，显现出明显的近代性质。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关系。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即着重探讨影响经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而较少地涉及经济的内部机制和具体运行。这种研究范围和路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状况和特点是相适应的。而当代的经济学则更主要的是一种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要素之间的匹配、变化和更迭，这又与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的新状况和新特点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完全丧失其价值和意义，但较之它从前所主导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情形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把研究重点倾注在微观领域与运行机制方面，而始终纠缠于影响经济的外在因素和经济行为的政治性质，那么将偏离经济学的主流方向和创获领地。
对于哲学来说也是如此，经过20世纪哲学的巨大发展，人类思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议题、思路等在层次、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先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整个哲学史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是错误的，之后也充满了谬失，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形态，独据当代哲学思维的“制高点”。我们注意到，近年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上挖掘出它所谓“被遮蔽”的“本体论变革”、“颠覆形而上学”、“终结哲学”等与当代哲学接轨的思想，甚至认为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开创者”，其实这些很难说是基于扎实的资料支撑和审慎的分析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结论，很多情况下是站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进行辩护的立场上而生发出的论断。其实，在20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看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属于传统哲学的视域。而我们知道，现代哲学的变革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诸多共同的议题，但即使如此，探讨的范围、层次和方向也发生了一如经济学研究中所实现的那种巨大的变迁。当然这里绝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全没有当代性，而是说应当恰如其分地估价这种当代性，明确它影响的界域、层次和限度。
我们看到，这样的文本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和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凸现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之间适当的区分。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与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性佐证，是不同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2]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0.
艺术；崇高；后现代；事件；异争；宏大叙事；语言游戏
B565.6A004807
第27卷第6期2016年12月
同 济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 SectionVol.27 No.6Dec. 2016
20161010
徐平，纽约市大学白如鹤分校现代语言及比较文学系终身教授。
*本文根据2016年5月29日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所做的同题演讲整理而成。在此笔者感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师生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张生教授与万书元教授的精心安排。
在李欧塔的著作中，艺术、崇高和后现代状况这几个范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在李欧塔看来，后现代状况的突出特征即是对传统“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metanarrative）的摒弃，因而表现为对他所强调的“差异”（difference）的追求，而现代艺术正是此种追求“差异”的最佳代表。第二，李欧塔的崇高概念的核心就是不断求新、表现不可表现之事（the unpresentable）的冲动，而这恰好是后现代状况下多元而躁动的时代特征。第三，李欧塔对艺术的阐述重在现代艺术的反思和反叛精神，而他对崇高的当代阐释所体现的就是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这一特质。本文的目的即在梳理艺术、崇高和后现代状况这几个范畴在李欧塔著作中的关系，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李欧塔思想中的这一重要方面。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想强调一下李欧塔生平的一个时期，以及该时期与李欧塔思想发展之间、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个时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1954年，李欧塔加入了法国的一个激进政治组织，“社会主义或者野蛮状态”。这一组织的名称据说来自于恩格斯的原话，意思是资本主义正面临一个抉择：要么是进入社会主义，要么是退回野蛮状态。在以后的十年间，李欧塔不但大量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了该组织刊物的撰稿和编辑工作，而且还积极参与了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工人运动和独立诉求。然而，苏联在二战之前和之后在国内和东欧的所作所为逐渐使得李欧塔及其他同志开始怀疑并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而对李欧塔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又一个“宏大叙事”的表现。这为后来李欧塔对“宏大叙事”的全面批判奠定了思想基础。另外值得强调的一点是，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期间，身为大学教授的李欧塔又积极投身于其中。该运动的最终失败不但导致李欧塔及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共产党，从而对一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彻底失望，而且让他观察到自发的学生运动的力量以及艺术在这一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有这一切对此后李欧塔的思想发展，尤其是他关于“事件”（event）、“异争”（differend）、艺术、崇高及后现代状况的阐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 李欧塔的“后现代状况”
在其《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李欧塔开宗明义，在引言中写道：“本书所研究的是在最为发达的社会中的知识的状况。我决定采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这一状况。后现代一词……所指的是我们的文化经过巨变后的这一现状，而这些巨变自19世纪末以来业已改变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游戏规则。本书拟将这些巨变置于叙事危机的上下文之中”（Lyotard， 1984：xxiii）。此处的“叙事”指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宏大叙事”，即某种试图囊括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经验过程等的大一统理论，而“叙事危机”就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宏大叙事”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在李欧塔看来，后现代状况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生产、社会及知识的信息化。因此，收集、处理、包装和分配信息的能力便成为当达国家的权力来源与社会特质。在这样的状况下，“合法化”（legitimation）也就开始具有了与传统迥异的特征，因为支配信息的能力现在一跃而成为“权威”（authority），成为“立法者”（legislator）。然而，这里的“权威”或“立法者”的权限同时也变得十分有限，因为其管辖范围仅限于特定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不同的“语言游戏”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将一种“语言游戏”的“游戏规则”运用于另一种“语言游戏”，这将会导致不合法的问题，而任何对“语言游戏”的“游戏规则”的改变都会改变该“语言游戏”本身。所以，在后现代状况下，“宏大叙事”已经过时，所剩下的只是相互并不相容（incommensurable）的各种“语言游戏”，包括科学论证、历史叙述、社会行为等。而这些“语言游戏”所做的无非是对“宏大叙事”的“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因为它们所需的只是自我“合法化”，并无须求助于“宏大叙事”。进而言之，各种“语言游戏”的自我“合法化”所依赖的是“有效性”（performantivity），因为“有效性”的提高给“语言游戏”提供了其“合法化”。虽然李欧塔对当代大学教育和知识依赖于“有效性”这一倾向不无微词，但他所强调的是知识的求变和求新，而不是遵循固定不变的体系和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欧塔借用了生物学的“旁系同源”（paralogy）一词来总括后现代状况下知识的特性，即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意义的不断创造。在其后来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李欧塔更进一步宣称，“让我们对大一统（totality）宣战；让我们见证不可表现之事（the unpresentable）；让我们启动差异（differences）并挽救其名”（Lyotard， 1984：82）。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李欧塔看来，“语言游戏”的概念所着重的不仅是各种“语言游戏”互不相容的特性，而且是他所谓的“新的走法”（new move）导致“语言游戏”变得更为丰富多彩这一事实。正如在下棋的游戏中一样，一个“新的走法”会导致另一方的“移位”（displacement）和“反制”（countermove），由此带来整个棋局的改观和难测。从下文对崇高和艺术的探讨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新的走法”在李欧塔的思想和论述中占据着一个核心的地位。同样，各种“语言游戏”互不相容的特征也在他对崇高和艺术的论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要引入李欧塔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不仅与“语言游戏”直接相关，而且与李欧塔的崇高观及其对艺术的阐述紧密相连。这个概念就是“异争”（differend）。笔者将这个术语译为“异争”，一是为了强调它与“差异”（difference）的关系；二是为了注重其“争”（dispute）的含义。从法律的意义来说，“异争”乃是法律纷争的一种特例，用李欧塔的话来说，就是“当原告被剥夺了抗争的手段并因此而沦为受害者”的特例（Lyotard， 1988：9）。“异争”的最为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二战期间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因为没有亲遭“大屠杀”的人能出庭作证，没有法庭能依赖直接证人的证词来做出判决。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土著试图追回其被白人殖民者所掠夺的土地。因为按今日的法律，澳大利亚的土著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被法庭接受，所以法庭无法因此做出公正的判决。用李欧塔的后现代状况的语汇来讲，“异争”则来自于不同“语言游戏”互不相容这一事实。这就是说，在一个“语言游戏”的框架中确属公正但却无法在另一个“语言游戏”的框架中保留其公正，反之亦然。上述两个法律的事例之所以无法得到最终解决，正是因为“异争”双方分属不同的“语言游戏”的缘故。在李欧塔看来，“异争”的特点就在于无人能够立于双方之上以公正解决双方的冲突，因此冲突双方最终只能认识到这一冲突实在不可解决，这就是李欧塔所谓的“见证异争”（testifying to the differend）。
二、 李欧塔的崇高观
毫无疑问，李欧塔的崇高观直接受到了康德对崇高的研究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李欧塔中期有关艺术和哲学的一系列论著中，更突出地表现于他1991年出版的《崇高分析教程》（Leons sur l’Analytique du Sublime）这部专著中（此书于1994年译为英文出版，题为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然而，尽管他们都强调崇高与“痛感”和“”两者的联系，与现代崇高研究的先驱伯克一样，康德所强调的是崇高与美之间的异同以及崇高最终归结为审美和审美静观的特质。而李欧塔的崇高观则重在崇高与“差异”之间的联系以及崇高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对康德而言，与“美”一样，“崇高”是他所谓“判断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判断力”是他试图建立于“知性”（understanding）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一座桥梁。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二书中，“知性”与“理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知性”本身不关乎“理性”，反之亦然。于是，“判断力”就成为连接这二者的桥梁，因为“判断力”既具有“知性”的特征，又具有“理性”的特征。在他看来，如果说“美”是以形式直接诉诸知性的话，那么，“崇高”则是以无形式直接诉诸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过渡的话，那么对崇高的探讨则可以说是“过渡”中的“过渡”，从而完成了“知性”与“理性”之间的联结。然而，尽管存在着“美”与“崇高”的区别，这两方面仍然同属“判断力”，因此具备诸多共同的特性，诸如“无利益的满足”，“无目的的目的性”和“普遍有效性”等。而且，按照康德的理论，崇高最终表现为从“痛感”移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崇高是“生命力短时受到钳制然而随即猛烈爆发的感觉”（Kant， 1914：102），而这正是自然“在与理性的理念相比之下显得极其渺小”的时刻（Kant， 1914：118）。如此，崇高在康德的哲学中完成了从“知性”到“理性”的双重“过渡”，并因此凸显了“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在李欧塔看来，崇高并不表现为从“痛感”移向“”的过程，或者从崇高感移向美感的过程，而是表现在“痛感”与“”的不可调和的延续之中，或者试图表现“不可表现之事”的终极矛盾之中。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上面提到过的李欧塔的“事件”（event）这一概念，因为它与“不可表现之事”及李欧塔的独特的崇高观有着直接的联系。李欧塔的“事件”，按照詹姆斯?威廉姆斯的理解，意味着“不可再现的事物的直接呈现”（Williams， 1998：22）。换言之，“事件”即人们经历过并且感受过但却无法用语言或者艺术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事件”凸显了再现的极限及理性的有限性。而李欧塔十分看重的“感觉”（feeling）也充分体现了理性的缺失。
因此，对李欧塔来说，崇高感就是在面对“事件”时所产生的那种试图表现“不可表现之事”的极度矛盾的感受。这里没有解决矛盾的任何可能性，而是认识到矛盾无从解决的那种无奈的感受。如果联系上文提到过的“异争”概念，那么李欧塔的崇高感就是认识到“异争”存在的自然的感触。正如上文所述，“异争”所强调的不是冲突双方的调和，而是认识到双方的不可调和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欧塔的崇高观所注重的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冲突的延续。在其《崇高分析教程》中，李欧塔说：“异争存在于崇高感的核心：即同等‘呈现’于思想之前的两个‘绝对’的相遇，一是崇高感所感受到的绝对的整体，二是崇高感呈现时的绝对的尺度”（Lyotard， 1994：123）。这就如上文提到过的两个完全不相容的“语言游戏”一样：在各自的框架之内各自都是所谓“绝对”，即按照各自的规则完全“合法”。然而将两个这样的“语言游戏”放在一起，则会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而形成一个“异争”（Lyotard， 1994：124， x）。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欧塔将崇高称作“超越美”（beyond the beautiful），“否定的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负面的表现”（negative presentation）和“外在于表现的范畴”（outside the realm of presentation）（Lyotard， 1984：78）。非常明显，所有这些强调的都是崇高与美的差异，而不是崇高与美的共性。而且强调的是崇高的相对于美的所谓“否定”和“负面”的性质，从而形成与美的表现决然不同的“不可表现”的特性。另外，李欧塔还将崇高观念分为“现代”（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两类。前一类以“伤感”（nostalgic）或“忧郁”（melancholic）为特征，最终回归于形式之美。而后一类则以“更新”（novatio）为特点，强调表现的不可能性，而且并不像“现代”一样寻求“慰藉”（consolation）。李欧塔甚至明言，“后现代”即是在“现代”中被压抑的那一部分，因为“现代”不得不压抑“后现代”的不和谐之声从而最终回归于形式之美。换言之，“后现代”早已存在于“现代”之中，只是无从凸显自身而已。正因为如此，李欧塔声称，“后现代”事实上产生于“现代”之前，而非之后。这是理解李欧塔关于“后现代”的至为关键的一个方面。作为“现代”的代表人物，李欧塔列举了普鲁斯特（Proust）和西里柯（Chirico）；而作为“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他列举的则是塞尚（Cezanne）、杜尚（Duchamp）、蒙德里安（Mondriaan）和纽曼（Newman）。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康德关于崇高问题的研究是“现代”的最高的理论表现的话，那么李欧塔对崇高的论述则是“后现代”的一个理论表述。
三、 李欧塔的艺术论
李欧塔的艺术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对“先锋派”（avantgarde）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意味着他的艺术论是与他对“后现代状况”以及他对崇高问题的思考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李欧塔看来，以“先锋派”为代表的当代艺术所追求的乃是“新的规则”（new rules）和“新的形式”（new forms）。其试图展现的是“可表现的”（the presentable）与“可思想的”（the thinkable）之间的鸿沟，或者“想象”（imaginat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鸿沟。换句话说，李欧塔心目中的当代艺术的要义就是展现“不可表现之事的不可表现性”（unpresentability of the unpresentable）。可以说当代艺术不仅表现出对传统形式之美的疏离，或者对“可表现之事的可表现性”（presentability of the presentable）的疏离， 而且表现出对康德式回归形式美的崇高的疏离，也就是说对“不可表现之事的可表现性”（presentability of the unpresentable）的疏离。
可见，正是在对“先锋派”的论述中，以上所谈到的关于“后现代状况”和“崇高”的各个方面都汇集起来，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网络，也就是李欧塔思想的一个核心。这里的所谓“不可表现之事”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用李欧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不可能表现出来的理念”，“它们并不传达关于现实（经验）的知识，并且阻碍引发美感的主体各功能的自由结合，进而阻碍审美趣味的形成和稳固”（Lyotard， 1984：78）。而通过揭示“不可表现之事的不可表现性”，“先锋派”恰恰具备了李欧塔所定义的“崇高”的特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欧塔声称，“正是在关于崇高的美学中当代艺术（包括文学）找到了它的动力，而先锋派的逻辑找到了它的公理”（Lyotard， 1984：77）。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先锋派”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具有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追求。用李欧塔自己的话来说，“当代美学的问题不是‘什么是美？’， 而是‘什么叫作艺术（和文学）？’”（Lyotard， 1984：75）。
以下，笔者将以三个不同的艺术形式为例，来说明李欧塔的艺术论的这个最为基本的核心问题：“什么叫作艺术？”。其中第一个采用李欧塔本人提供的例证，另外两个则由笔者提供。
1. 什么叫作绘画？
传统的绘画，作为再现艺术的一个种类，一般具备色彩、构图、深度、体积等要素。而以下三幅画作却彻底打破了绘画的传统特性，从而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关于绘画的定义。其中第一幅名为《太一》（Onement I）的画作是美国20世纪中期“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李欧塔用以说明“先锋派”艺术特色的最佳例证之一。该画作在相对平滑的深红底色之上以油画刀涂以一条自上而下的浅红而厚重的“拉链”，似乎同时将整个画面分割为二又合二为一。在李欧塔看来，这幅画作似乎具有某种深意，但观者却无法把握深意之所在，从而必然感受到李欧塔意义上的不可解决的自我冲突，亦即他所谓的崇高感。
同样，在纽曼的另一幅名为《谁害怕红黄蓝》（Who’s Afraid of Red， Yellow and Blue？）的画作中，画面由三组纯粹明亮的色彩组成，与《太一》一样缺乏具象，因而得以唤起无从调和的崇高感：
太一
谁害怕红黄蓝
如果说纽曼的这两幅作品还利用了色彩这一传统的绘画要素的话，20世纪初的俄国画家卡兹米尔?马雷维奇（Kazimir Malevich）耗时四年而成的《白上之白》（White on White）则进一步对色彩本身也提出了挑战。此画整体全为白色，并无任何其他色彩，以至于有人将其戏称为一幅上好底色的“油画布”。然而，正是这块“油画布”将对传统绘画的挑战推到极致，因为传统绘画的基本要素无一表现于这幅画作之中。
白上之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欧塔说：“后现代艺术家和作家身处哲学家的地位：他写的文本和画的作品原则上不受传统规则的约束，这些文本和作品不能通过熟悉的范畴按主导的判断力加以评判。规则和范畴乃是这些作品本身所追求的东西。因此，后现代艺术家和作家是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创作，其目的是形成将被完成的作品所遵循的规则”（Lyotard， 1984：81）。所以，在李欧塔看来，当代艺术的特质就在于不断地试验，不断地创新。
2. 什么叫作音乐？
这里笔者想以美国当代作曲家约翰?凯奇的作品为例来说明李欧塔的艺术论的这个核心问题：“什么叫作艺术？”。不言而喻，音乐需要有乐音，否则不成其为音乐。然而凯奇却在其一系列作品中采用静默无声来挑战传统音乐的这一最为基本的规则，从而对“什么叫作音乐？”这个问题的传统观念提出根本的质疑。在凯奇1952年的著名作品《四分三十三秒》（4′33″）中，乐谱上并无任何音符标记，而对演奏者的唯一指示是在四分三十三秒的整个过程中无须弹奏任何音符。在1962年的另外一部作品《零分零零秒》（0′00″）中，凯奇仅仅写下一个句子：“在极度放大的情景之中，表现一有限的动作”。而在该作品的首演中，这一“有限的动作”则是凯奇本人用手写出上面这个句子。即使是在其著名的“变奏3”这一作品中，尽管凯奇写下了给演奏者的诸多指示，却没有任何一条是关于乐曲、乐器和乐音本身的。
凯奇的这类“无声乐曲”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但绝大多数是对凯奇的批评，而且凯奇本人还因为这类“乐曲”而失去了不少长期支持和赞助他的友人。然而凯奇的这些“乐曲”的确展示了对音乐的本质的质疑，尽管是至为极端的质疑。其实，与上述三幅绘画作品一样，凯奇的这些“乐曲”并非完全“无声”：演奏现场来自自然和观众的声音足以满足凯奇对“机遇”（“chance”）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凯奇的这些作品完全符合李欧塔的关于当代艺术追寻新形式和新规则的冲动。
3. 什么叫作诗歌？
如果说凯奇通过他的“无声乐曲”对音乐的传统底线提出了挑战的话，那么他创作的六十余首“藏中诗”（mesostics）则对诗歌的传统底线提出了同样的挑战。这里是他的“藏中诗”的三个例子：
在所有这些“藏中诗”里，这所谓“中”都是由一个人的名字构成：Merce， 即凯奇多年的男性密友及艺术伙伴，舞蹈家梅希?卡宁汉（Merce Cunningham）。而所有用在诗中的单字都来自于卡宁汉的一部有关编舞的著作以及三十多本卡宁汉经常阅读的书籍。这些诗作无疑表达了凯奇对卡宁汉的生活、思想、舞风的熟悉和对卡宁汉本人的爱意。然而从李欧塔关于当代艺术的论述的角度来看，凯奇的这些诗作则完全彻底地颠覆了诗歌的传统。首先，凯奇的这些诗作具有极端的视觉效果。诗中不同的字体和不同的大小似乎传达了一位舞者的舞步，甚或一位恋人的身姿。在这个意义上，诗中着意以超大字体强调的字母“i”、“o”、“s”、“x”好像也表现出这种舞步和身姿的视觉效果。第二，凯奇的这些诗作无法以传统方式进行“解读”。诗中的单字的选取似乎全然随机，相互之间确乎没有语义上的联系，因此也就无从“诵读”。总之，凯奇的这些诗作是供人（或他自己，或他与梅希）观看欣赏，而不是供人阅读领会的。其对语言的运用完全打破了传统或日常生活中的寻求文字所代表的“含义”（signification）的模式，迫使“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字形象本身，从而感受到诗作的深意。
按照《关于在全省乡镇农、牧技术推广机构开展向监管服务对象述职述廉工作的通知》精神，为切实开展好我区乡镇农、牧技术推广机构向服务对象的述职述廉工作，进一步推进我区乡镇农、牧站更好地履行职责，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改善为农服务，强化队伍建设，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结合我区农业畜牧系统管理体制的实际，我们及时制定了《汇川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向服务对象开展述职述廉工作方案》。成立了汇川区述职述廉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领导班子联系点制度；同时还成立了述职述廉工作指导小组，具体负责统筹和安排落实、指导述职述廉工作，做好上情下达和情况汇总工作。
二、确定目标分步实施
述职述廉工作实现了五个结合，达到五大目标。即：一是述职述廉工作与当前农业工作相结合，通过述职述廉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在相关勤政廉政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取得新的成果；二是述职述廉工作与农业畜牧队伍及其作风建设和人员素质提高相结合，通过述职述廉逐步摸清农业畜牧队伍的工作、思想状况及队伍建设状况，在加强农业畜牧队伍及其作风建设、培训技术干部方面取得新的成果；三是述职述廉工作与清理为农服务思路、找准为农服务方向、探索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在改善服务、提高效率、建立与农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效；四是述职述廉工作与全系统作风建设相结合，通过开展述职述廉，了解镇站的需求和意见，以此带动全区农业畜牧系统工作作风的转变和服务“三农”能力、水平的提高，并结合农业畜牧系统绩效目标考核，积极探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目标评价体系；五是述职述廉工作与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通过述职述廉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农、牧系统上下联动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结合我区农、牧系统工作的实际，述职述廉工作分四步进行：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撰写述职述廉报告，确定参加会议的代表。
第二阶段，召开述职述廉大会民主测评。
第三阶段，情况汇报和信息反馈。
第四阶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述职述廉的主要内容：对近三年来学习、思想、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撰写述职述廉报告。述职述廉报告既要包含本单位业务工作、政治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又要认真回顾个人学习、思想、工作情况和发挥表率作用、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情况，单位及个人在学习、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述职述廉工作情况及结果运用
乡镇农、牧技术推广机构开展向服务对象述职述廉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实现了述职述廉与工作“两不误，双促进”。我区述职述廉工作涉及6个镇，从2012年8月4日至8月8日分别召开了述职述廉大会，共参评代表156人，其中乡镇党政领导10人、党代表14人、人大代表13人、政协委员7人、协作单位15人、农民代表83人，满意率达97.6%、基本满意2.4%，共征求到批评建议意见11条（见汇总表）。
一、三部著作对共产主义的表述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到：“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时它作为普通的私有财产出现。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为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文中是这样对共产主义定义的：“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定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比如你们要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已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任利已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恩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从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文中突出“两个必然”“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三部著作中共产主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当我们将《手稿》中的上述思想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如《形态》中指出:“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及以《宣言》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思想都可以在《手稿》中找到其萌芽，这说明，《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奏。
《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思想进程的总结，同时是走向成熟阶段的起点。在这之前，马克思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从这一手稿开始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所作的表述。
《形态》一改《手稿》对共产主义的抽象玄思，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正式确立，把共产主义彻底感性化和现实化，从不同的视角开辟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途径，其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马克思在《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更趋现实和合理：共产主义已不囿于异化的消除和人的本质向人的回归，而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弊病为底蕴，是通过革命实践能够达到的全新境界。
其次，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要在世界历史中完成。马克思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一样。”这样，马克思就不仅把共产主义从天国拉向人间，而且从实现条件上指明“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这个设想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现实可能性，而在于它已经关注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和途径，这与《手稿》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hi138\Com]
一、三部著作对共产主义的表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到：“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时它作为普通的私有财产出现。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为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文中是这样对共产主义定义的：“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定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比如你们要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已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任利已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马恩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从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文中突出“两个必然”“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三部著作中共产主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当我们将《手稿》中的上述思想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如《形态》中指出:“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及以《宣言》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思想都可以在《手稿》中找到其萌芽，这说明，《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奏。
《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思想进程的总结，同时是走向成熟阶段的起点。在这之前，马克思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从这一手稿开始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所作的表述。
《形态》一改《手稿》对共产主义的抽象玄思，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正式确立，把共产主义彻底感性化和现实化，从不同的视角开辟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途径，其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马克思在《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更趋现实和合理：共产主义已不囿于异化的消除和人的本质向人的回归，而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弊病为底蕴，是通过革命实践能够达到的全新境界。
其次，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要在世界历史中完成。马克思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一样。”这样，马克思就不仅把共产主义从天国拉向人间，而且从实现条件上指明“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这个设想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现实可能性，而在于它已经关注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和途径，这与《手稿》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中图分类号：TN91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3X（2012）24-0032-03
0引言
计算机仿真技术作为研究军事作战规律、检验作战思想优劣性、训练指挥员指挥决策能力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各个国家和军队的青睐。计算机仿真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撑，仿真想定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想定描述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不同系统平台之间可移植性、可重用性差，想定生成速度难以满足仿真模拟的大量需求，加上知识构成不同，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认识上存在偏差导致生成的仿真想定耦合性太强或太差，这都严重影响了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向前发展［1-3］。本文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尝试利用系统六元抽象描述方法对该过程进行规范描述，建立军事想定到仿真想定的桥梁。
1想定组成
1.1相关概念
想定是指［4］“敌我双方基本态势、作战企图和作战发展情况的设想，是根据训练课题、目的、敌我编制与作战特点结合实际地形而拟制的，组织和诱导战役、战术演习和作战的基本文书。”
仿真想定是在作战想定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为仿真系统运行提供作战双方初始态势数据和作战行动过程数据。仿真想定是对军事应用系统、作战实体、实体结构关系、实体交互过程的一种抽象和描述，是对作战双方在未来作战中的作战背景、作战模式、作战过程规范化的描述，是设定仿真对象和仿真过程，进而设计开发作战仿真系统的基本参考和依据［5］。
1.2想定描述内容［2-3］
一套基本的军事想定主要由3类基本文书组成，分别是：企图立案、基本想定和补充想定。
企图立案是对作战想定的总体轮廓的设计，基本想定详细描述了作战双方基本情况、作战准备和作战过程，补充想定是对基本想定的进一步补充，主要针对企图立案设定的训练问题编写。
企图立案为基本想定和补充想定提供依据，基本想定又是编写补充想定的依据，而基本想定和补充想定则是敌我双方企图的贯彻和体现，三者是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企图立案主要包括敌我双方兵力编成、作战时间、作战地区的地理环境、地形构成、作战双方的行动企图、指导方针、编制装备和基本战法等。
基本想定主要由基本情况、局部情况、附件、要求执行事项和参考资料五部分内容。
补充想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作战时间和地点、敌我态势形成过程、上级通报和指示、各部队战况报告、友邻通报和要求执行事项。
2系统六元描述内容
针对任务空间概念模型EATI描述方法对问题域界定不清晰等缺陷［6-7］提出的六元抽象描述方法，将作战系统归结为范畴、要素、结构、状态、运行和功能等6个方面，并对其进行概念建模和逻辑建模，形成了规范化的建模思路，生成了标准的模型模板［8-10］。
系统的范畴可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或问题域，它界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和边界。
系统的要素主要是指系统中含有的各类组成因素，包括作战部队、武器装备等。
系统的结构是指各类实体（包括部队、装备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了系统包含的各类要素之间的静态特征。
系统的状态指的是系统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呈现出来的静态特征，是组成系统的各类实体状态的矢量和。
系统的运行是指系统的实体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激励刺激时更新其自身状态的过程，反映了系统的动态特征。
系统的功能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表现为实体之间信息或能量的交互。系统的功能表现为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2个方面，外部功能主要表现为系统组成实体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它体现了系统整体的外部能力，内部功能主要是指系统组成实体之间的相互交互，它体现了系统内部要素的输出能力。
3想定到系统六元的映射关系［2-3，8］
想定的企图立案和基本想定主要从静态方面对想定内容进行描述，补充想定主要体现了其动态特征；相应的，系统的范畴、要素、结构以及状态主要描述了系统的静态特征，运行和功能则反映了其动态特征。下面建立想定到系统六元的映射关系：
企图立案可分为指导思想、训练问题、战斗编成以及战斗企图4部分：
（1） 指导思想中的军事思想、作战方针和原则、战争背景、训练课题、训练目的、训练要求等体现了演习的范围和边界，可以用系统范畴来进行描述；作战对象、编制装备和训练对象可以用系统的要素来进行描述；训练内容则体现了系统的功能。
（2） 训练问题与系统的范畴对应。
（3） 战斗编成可以通过系统的要素和结构进行描述。
（4） 战斗企图包括总企图和局部企图，战争的起因和背景、作战方针、作战目的、主要作战方向和作战时间在系统的范畴里面进行阐述；作战部署由系统的状态进行反映，基本战法需要系统的范畴、运行和功能共同体现。
基本要求执行事项和想定主要由基本情况、局部情况、参考资料5部分内容组成：
（1） 基本情况包含在系统的范畴部分。
（2） 局部情况由8部分组成，其中当面敌情由系统要素、结构、状态和运行共同反映，上级战役方针、企图、目的、作战方向、作战目标和作战手段等由系统的范畴、要素和结构来体现，上级所属各战术兵团的任务、上级各军兵种的任务、作战地区内地方兵团的任务以及上级后方部署、任务和防卫需要系统的要素、结构、状态、运行和功能共同来体现，报告决心的时间和完成战斗准备的时限、指挥所的开设时间和位置分别由系统的范畴和要素来体现。
（3） 参考资料中的双方部队情况、地方武装、支前的组织能力由系统的要素、结构和状态体现，战区兵要地志和天候、季节、水文、气象等则由系统的范畴来给定。
（4） 要求执行事项需要系统的运行和功能共同反映。
（5） 附件里面的图表等可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来描述。
补充想定由组织战斗和战斗实施2个阶段的补充想定组成，其中训练问题和目的、作战时间和地点由系统的范畴定义，上级决心和本级任务由系统的运行来阐述，战斗经过、当前敌我双方具体态势以及要求执行事项由系统的运行和功能来共同反映。
为了直观描述，图1给出了想定到系统六元的映射关系。
通过分析上述想定内容到系统六元的映射，不难发现，系统六元能全面的涵盖和描述想定涉及的所有内容。针对当前阶段想定描述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利用六元抽象的方法对其进行描述，分别建立概念模型、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8-10］，梳理出统一的建模思路，生成规范化的描述模板，为仿真想定的快速编写提供依据，从而更好地完善想定库，进一步推动军事仿真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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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好！本人小明任总支部委员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请大家批评指出。
一、分管工作情况
首先谈谈担任总支部组织委员的工作情况。作为总支部组织委员我能在党总支部的领导下，认真履行以下的工作职责
（1）了解和掌握总支部的组织状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划分和调整好当的第一支部、第二支部，每次党员活动及时通知到人，认真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和记录工作。
（2）了解掌握党员的思想状况，配合宣传委员、纪检委员、对党员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
（3）负责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平时注意引导思想表现好，工作积极肯干的年轻优秀的村民向党组织靠拢，及时了解掌握积极分子的情况，并负责培养、教育、和考察，按照党员发展工作方针和原则，有计划地提出发展党员的意见，规范及时完成好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材料上报、公示等程序，具体办理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手续。
（4）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收缴党费，定期向党员公布党费收缴情况。
（5）做好党员和党组织的统计工作及时上报党员花名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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