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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之战，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政治品质、履职能力和工作作风的一次重要检验。战“疫”期间，少数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警告、免职，甚至立案审查。

在思响哥看来，对干部的事后问责和处置很有必要，但如果多数不合格干部只有到了这个环节才能被发现和受到处置，代价就太大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危机时刻，就会直接对整个战“疫”造成危害。

因此，对照选人用人“负面清单”，在选拔任用环节就把不合格的干部识别出来、剔除出去，把好干部标准转化为一流的选人用人实践，十分必要。

中央列出选人用人八项“负面清单”，点出这些“不合格”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通过会议或指示，列出了多个选人用人“负面清单”。

一是两类不廉洁行为清单。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

二是“四风”问题清单。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劳模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理想信念动摇和滑坡表现清单。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

四是不敢担当表现清单。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谈到，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五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清单。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七个“有之”）

六是思想、政治等不纯表现清单。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的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两面派、做两面人；有的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有的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不担当、不作为，奉行‘既不落后头，也不出风头’，怕决策失误，不敢拍板定事，干工作推诿拖延；有的热衷于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坚决、不彻底，耍花样，搞变通；有的不顾党中央三令五申，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以权谋私、腐败堕落；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地方人才队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创造活力不强，有的引才不切实际，贪大、贪高、贪洋；有的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到位，甚至不愿不屑抓党建，等等。”

七是四种不合格官员清单。2019年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八是四种不合格干部清单。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谈道：“在抗疫斗争中……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动；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有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百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这些都是对党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决不能容忍！必须坚决纠正！”

这些负面清单内容虽多，但都指向一个总方向，即新时代的选人用人导向。而选人用人导向，就是新时代的好干部及其具体标准。

负面清单的建立，使好干部标准达到了完备的程度

新时代“好干部”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概念。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云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要求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后来这三个标准被凝练为“忠诚干净担当”。

用“德才”两大标准作为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即“德才兼备”，不仅十分简洁，也更为严谨。

关于“德”和“才”方面的具体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有丰富细致的阐述。

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在选人用人上要把政治品德或政治标准“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同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同样强调，在选人用人上，政治品德是“第一位的”，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在“才”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发展趋势，察不出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办法；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不懂网络规律、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管不好网络阵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等等。”

有鉴于此，他提出干部要有“过硬本领”，要有相应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针对本次战“疫”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的问题，他强调要“提高工作本领”，“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经历本次战“疫”大考和检验，充分证明总书记的观点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知晓了新时代好干部及其标准，就容易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列出的选人用人负面清单及其价值：正是由于负面清单的建立，才让好干部标准达到了完备的程度。从选人用人实践来看，尤其是在选拔任用环节，建立并执行负面清单就更加重要和必要。如果在选拔任用环节不能可靠地识别出不合格干部，就有可能让不合格干部得到提拔重用，而真正的好干部被“逆淘汰”，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应。可见，在选拔任用环节能否执行好已经制定出来的负面清单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着整个选人用人制度的成败。

在选拔任用环节，如何识别出负面清单上的干部？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环境下，对干部的品德等检验是容易的、直接的，大部分投机分子能得到可靠的过滤。大灾、大难情形和革命战争年代相类似。在本次战“疫”大考中，许多不合格干部都现出了原形。在执政环境下的大多数常规时段，要识别出进入负面清单上的人就变得相对困难。政治上的两面人，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总之，能否制定出一套在选拔任用环节就能可靠识别出负面清单上的干部的机制，是关键，是重中之重。

第一，要高度重视选拔任用环节的考察识别工作。考察识别的重点和难点正是进入负面清单的人。为此，应当达成这样两个共识：一是选拔任用环节重于事后问责处理；二是选拔任用环节侧重于识别负面清单上的表现，重于对一个干部的全面考察。甚至可考虑确立这样的理念：没有负面清单上的表现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很多教训提供了反证。在任命干部时，侧重提供正面评价，好像有很多理据。不少干部在问题暴露被查处后，不但推翻了这些正面结论，甚至早就是、一直是“两面人”。

“凡提四必”就是专门用来识别负面清单表现的机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还有待改进。可考虑在信息源、参与面上进行扩展。如果干部档案、个人事项报告、纪检监察机关意见等中的信息存在缺失甚至失真，过滤机制就会失灵。如果主要局限在干部系统内进行识别，也容易走样。

第二，要更加重视制度的作用。从选拔任用干部的现有措施来看，还是过度倚重上级领导干部个人的担当、公心和眼光。一旦遇到伪装者，识别就难了。而一旦制度如此规定，伪装会成为下级干部的理性选择。一个人向少数人、在少数状态下伪装，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多数状态下、向很多人伪装是不可能的。因此，识别制度应该向更多的信息源、向更多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