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工作过几十年的我，深知储蓄存款的重要意义。马克思那句“对于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的至理名言，在我初入银行时，就深深镌刻在心中。可在我三十多年的银行从业经历中，却只当了一次替班储蓄员，而且为时仅有半天。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部队退伍来到某专业银行（当时还没有商业银行的提法）乌兰浩特市支行工作，并在支行担任人事教育科的政工干事，就此开启了自己银行从业历史的新征程。

参加银行工作以后，我发挥自己在部队从事宣传报道工作期间练就的写作技能，积极搞调查写材料，还经常向报社和广播电视台投稿，及时宣传报道支行的各项工作成绩和业务进展情况，很快就被市委宣传部聘为信息宣传员。秋末冬初，信用回笼工作繁忙，是农牧金融旺季，组织上把我调整到支行办公室担任综合秘书。不久，我参加支行工作组深入到距离支行机关最近的城郊营业所开展工作。

一天，城郊营业所营业室储蓄专柜当班的两名年轻储蓄员，因工作发生纠纷。为了不耽误工作，尽快化解二人的矛盾，支行工作组组长决定和主任找两位当事人分别谈心谈话，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尽快平息她们之间的隔阂，确保其重新投入工作。

当时，先约谈的一个人离开岗位去主任办公室接受谈话，这边空岗暂时由我替班。我在替班期间，一边协助留下在岗的储蓄员办理业务，一边与她谈话，做一些说服教育和思想开导工作。

一个多钟头以后，被组长和主任找去谈话的储蓄员回来了，刚才与我同班工作的储蓄员则离开岗位、去接受谈话，我继续替班，与在岗的储蓄员配合工作，并在交谈间了解她的思想转变状况，引导她自觉增进同事间的团结。就这样，我“扮演”了一次临柜储蓄员的角色。

当时，我临时替班，用别人的名章办理了储蓄业务，如果放在今天，是不允许的。但当年情况特殊，手工业务也没有现在诸如需要专门“授权”等规矩，所以当时我得到了当一次替班储蓄员的机会。那个年代，人们使用第三套人民币，最大的钞票面额就是10元，营业所附近的人们都是菜农，收入普遍不高。当时的储蓄起存金额只有一元钱，所以营业所储蓄专柜平时储蓄业务也不忙，每笔业务金额最多也就几十元，有的时候存款取款金额只有几元钱。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工记账，而且活期储蓄占比很大，只要临柜的两个人看准收支现金的金额，在储户的存折上、银行的底账上填写“存入”或“支出”的金额与现金收支一致就可以了。

我们储蓄专柜经办的业务只有十几笔，合计金额也不足一百元。我既当“经办员”，又当“复核员”，可谓是得到了一次全方位的一线储蓄员工作实践锻炼。

由于有了一次临柜替班当储蓄员的经历，我对储蓄业务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来还写过很多涉及储蓄存款业务的新闻报道稿件和调研文章。后来我还创作过一首《储蓄员之歌》，并由音乐老师谱曲发表在报纸上。

后来，我调到人民银行工作，再没有替班当储蓄员的机会了。不过，凭借以前的珍贵经历，我以金融学会秘书处编辑人员和人民银行调研人员的身份，经常深入各家金融机构进行储蓄业务情况的采访和调研。因为有过在基层储蓄网点参与坐班临柜的亲身经历，可以更自信地与广大储蓄业务人员进行沟通。这期间，我完成了有关利率调整后的反响问题、影响储蓄存款变化因素问题、城乡居民储户心理变化问题、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对储蓄存款的影响问题等多项调研课题素材的捕捉和搜集任务。

记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家专业银行、信用社之间经常出现“储蓄大战”，各类“有奖储蓄券”的发行销售此伏彼起，银行之间为了展开储源竞争经常出现许多乱象，影响了金融秩序也有损银行形象。我所在的乌兰浩特市，是一个有着特殊行政区划特征的城市，因为不仅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兴安盟行政公署也在这里，同时又是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所在地。“盟、市、旗”三家同在一个城市，这里金融机构重叠繁多，业务竞争异常激烈。我在担任人民银行兴安盟分行调研室科员期间，多次带领支行调研人员深入金融机构、各家银行储蓄所调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预测预判可能导致的后果，并与广大储户谈心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和个人诉求，形成文字报告通过内部简报或正式文件，向本行领导和上级行汇报，同时对辖区专业银行提出工作建议。这期间，我执笔撰写或是带领调研人员采写的一些调研文章、工作建议等，被上级行认可或在媒体刊发，为银行储蓄工作提供了参考。我还创作过小说《分币储蓄所》等，把对银行储蓄工作中的一些奇思妙想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引起思考。

回顾自己的从业经历，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银行度过的，但由于我后来到人民银行工作，并长期在二级分行机关履职，最终没有真正当储蓄员。我觉得认识货币价值和了解银行信贷业务的基本着眼点，离不开对银行资金组织工作的认知，而深入研究银行储蓄业务，则是其中的关键点。我在商业银行工作的短暂时间里，担任为期半天的替班储蓄员，是职业生涯的珍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