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成立的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医疗系统事业部（下称“远东医疗”），早在成立之初就已预判了中国医疗机构的发展趋势。由此，远东医疗确立了以融资租赁为先导，从产业端入手了解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并适时向医疗机构推出了金融、贸易、工程、投资、管理服务平台，助推医疗产业升级的发展目标。
十年来，远东医疗在迅猛的经济浪潮中，与中国医疗机构携手成长。深耕医疗领域十年，远东医疗如何为医疗机构提供综合运营服务？如何助力医疗产业升级？本刊记者专访了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医疗系统事业部总经理吴志军。
《中国医院院长》：远东医疗如何判断中国医疗市场的进程？如何适时推出服务平台助力医疗机构发展？
吴志军：远东医疗作为远东宏信有限公司下的一个事业部，本身承袭了公司在融资租赁领域悠久的探索历史，并拥有深厚的金融服务行业经验。然而远东医疗并未将自己定位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而是提出了“产业+金融”的双驱动战略，期望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聚焦医疗产业研究，撬动产业发展，打造繁荣的产业环境。这样的定位让远东医疗谋划战略布局时，能以更广阔和长远的视角，站在医疗整个行业的角度，开展业务。虽然早在2003年远东医疗就已提出了金融、贸易、工程、投资、管理等平台建设方向，但事业部并未贸然推出新产品线，而是在十余年的业务探索中，把握住了医疗行业的发展脉搏。
经过与全国数千家医院的合作，我们认为，中国医院的发展阶段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以前，中国医院的硬件条件尚可，但设备相对落后，因此这个阶段的医疗机构都在加强设备添置；2006年以后，随着设备添置的成熟，医院的收入达到一定提升，此时原有的医院基础建设已无法满足大量的就医需求，中国医院的发展随之走入了基础建设阶段；2012年，随着国家医改政策的进一步清晰，已完成前两轮外延式建设的医院，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注重内涵的提升。
在前两个阶段，远东医疗主要提供与设备和基础建设有关的融资租赁服务，并根据客户需求，定义出以医院手术室净化工程为核心的工程技术服务平台业务。与此同时，由于东西部经济水平的差异，东部的医疗机构以及少部分西部领先的医疗机构，已在第二个医院发展阶段中显现出提升医疗管理的渴求，部分高端的东部沿海医院甚至对资本市场萌发了兴趣。远东医疗洞察医院的需求之后，选择做实前期考察与准备，静待国家对医疗行业政策的进一步清晰。
在积累了大量上游客户、行业知名厂商，寻找到管理产品提供方之后，2012年，远东医疗推出了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以匹配中国医疗机构第三个阶段的发展。其中与台湾中部最大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合作成立的管理公司，旨在为国内医疗机构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医院运营管理服务。管理公司设计的绩效管理、品牌管理、评级评价管理等管理项目，如果放在5年前，会与大陆医院的真正需求错配。但远东医疗恰当把握了时机，在医疗机构最需要的时刻推出了最合理的服务。
《中国医院院长》：当医疗机构产生硬件软件提升需求时，倾向于选择何种方式达成需求？远东医疗是如何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
吴志军：回顾远东医疗探索市场推进服务的历程可知，中国的医疗机构普遍愿意接受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助力医院发展。其中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医院更早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之后才是偏远地区医院及基层医院。随着远东医疗自身风险识别能力的提高，可达到将服务覆盖至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的能力。
就提供服务的方式而言，首先，远东医疗以全国14家办事处、近170名金融服务人员的团队覆盖了除外的主要地区，能够以高效的团队达到为医疗机构服务的能力；其次，远东医疗要求每个项目经理能够为其所负责区域内的医疗机构提供开展设备融资计划的评价与指导，为其引进设备做出性价比分析、设备使用效能分析以及设备在区域内竞争能力分析，真正站在医院的角度，制定出与其资金状况相匹配的资金方案，而非单一融资方案。随着远东医疗与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合作成立的宏信医院管理公司顺利运行，远东医疗又导入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以提供管理咨询方案推动医疗机构的内涵建设。
远东医疗与广西东南部地区最大的一家综合医院长达8年的合作案例，可以恰当诠释远东医疗的服务模式。2005～2010年间，我们与该医院共合作进行了8期融资租赁项目。之后数年，随着这家医院自身资金供给能力的提高，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度有所降低，同时医院的核心需求也转移至更注重内涵的运营与管理模式。于是在2013年，担任宏信医院管理公司常务副总与彰化基督教医院副院长的陈秀珠女士，亲自带领管理团队入驻该院，为他们定制了多维度的管理咨询方案，包括针对其在建新院提供的新建院运营规划辅导、针对绩效管理进行的BSC平衡积分卡工作坊辅导、科室绩效奖金分配辅导等。在此过程中，远东医疗又将可量身定制资金需求额度、设计年限和还款方式的创新金融产品提供给这家医院，为其在建新院提供了一亿元的支持资金。这样的案例，体现的正是远东医疗高效的多元化整合方案在解决医院发展过程中复合型需求的价值。
《中国医院院长》：远东医疗旗下的上海宏信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是如何服务于医疗机构的？
政府空前重视
与往常卫生信息化会议有所不同的是，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厦门市等政府部门的领导到会，并纷纷表述对卫生行业信息化的看法。
备受行业关注的卫生信息化“十二五”规划无疑成为本次会议的焦点。这是我国卫生信息化领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对卫生信息化投入严重缺位的基本状况。这无疑是我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国家发改委高新司吴珏处长在大会发言时表示，“信息化是深化医改的重要抓手。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进行了专项调研。我们看到，信息技术在医改过程中必然引发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二是卫生服务的重心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卫生信息化涉及到管理理念和利益结构的改变，必然遇到不同的阻力和挑战。”
吴珏还表示，“国家发改委非常重视医疗卫生信息化，高新司正在制定国家‘十二五’卫生信息化重大工程的计划。我们建议大家在信息化中注意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信息孤岛的问题。第二，重硬轻软的问题。第三，投入渠道单一的问题。卫生行业信息化建设投资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政府部门，短期看会有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营运有问题，难以贴近群众实际需要，需要调动社会资源。第四，多头建设的问题，这也是医药卫生部门的特有问题。卫生信息化涉及医保、社保等不同部门，部门各自为战，影响整体推进，这也是医药卫生信息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发改委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在上述方面取得突破；目前正在与国家发改委医改办协商，启动区域医疗试点、远程医疗试点。”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孟群对卫生信息化“十二五”规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十二五”期间卫生信息化共有“重点任务”，除了此前公布的、并已广为流传的“3521”（“3”意为建设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三级卫生信息平台，“5”表示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新农合、基本药物制度、综合管理5项业务应用，“2”意为建设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个基础数据库，“1”代表一个国家卫生信息专网）外，最终版本的卫生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又增加了两项重要内容：加强信息标准化和安全体系建设。简称为“35212”。
“卫生信息化的总体发展思路是要实现三个转变。”孟群说，“在框架设计上，从垂直业务和单一应用向扁平化信息平台与主要应用系统建设相融合转变；在业务内容上，从面向单一卫生业务管理向综合管理和为居民提供信息服务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实现路径上，从单纯追求各单个系统规模向促进多系统资源整合转变。
关于下一步工作思路，孟群提到：“卫生部将组建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办公室，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力量，集中智慧，集中时间，集中办公，统筹推进项目的实施工作。同时，尽快研究制订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和时间节点，加大督促指导的力度。”
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吴琦介绍了目前的工作计划。一是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协调与沟通，争取将卫生信息化建设纳入“十二五”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
二是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指导，研究下发卫生信息化建设规划和指导意见等深化医改的配套文件。
三是开展卫生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将是以点带面推进卫生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主要包括六项试点：（1）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平台建设试点工作，支持中西部地区42万多个村卫生室的信息化建设，按照每个村卫生室4500元标准补助；（2）开展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新疆5省(区、市) 卫生信息平台建设试点工作；（3）县医院信息化建设工作；（4）支持远程会诊系统建设；（5）支持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中央补助每个城市2000万元，其中1800万元用于卫生信息化建设；（6）支持公立医院医疗行为管理建设，2011年〜2015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支持下，逐步在全国除省会城市以外的310所地（市）综合医院和2572所县级综合医院建立医院医疗行为管理系统，每个地（市）综合医院补助650万元，每个县级综合医院补助280万元。
四是开展卫生信息化标准工作。2010年〜2011年底，完成以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卫生信息平台为建设重点的有关信息标准与规范的修订完善工作。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吴建平发表了题为“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医疗卫生信息化”的演讲，建设国家卫生信息专网是“35212”的重要内容之一，清华大学将参与其中。
点面结合
探索电子病历
孟群用“三个最”来强调电子病历（EMR）和居民健康档案（EHR）的重要性：“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是最基本、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医药卫生基础数据资源。”
最基本的问题，往往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为破解电子病历难题，卫生部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试点，另一方面抓紧制订出台相应的技术方案和功能规范。
在前一段时间电子病历试点的基础上，目前，卫生部《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建设技术解决方案》正在网上征求意见，建设方案涵盖从设计到建设、再到运维的一系列工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院长张成普介绍了盛京医院的电子病历试点经验。11月中旬，“全国以电子病历为核心医院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现场会”刚刚在沈阳召开，与会代表还参观了盛京医院。据介绍，盛京医院拥有4388张开放床位，2009年的门诊量是242万人次，2010年实行了1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并在门诊试点推行EMR。
“盛京医院实施电子病历的主要经验就是要以临床应用和医疗管理为主导，要比较实用，要解决临床问题。”张成普说。
目前，盛京医院的住院病人已经全部用上了EMR，门诊EMR正在试点推行，并集成了各种医疗信息，譬如：电子体温单、电子医嘱单、重症报告和肿瘤报卡等；系统还能自动生成麻醉记录单，解决了麻药使用监管困难的问题；还能将无线查房的录音自动嵌入到EMR系统。
张成普还介绍了EMR在医疗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管理者可以实时调阅和检查病人的病历；对于书写不规范的情况系统可以自动反馈；基于EMR优化了会诊流程和电子交班流程；电子签名完成后，系统可以自动提示查询和监管；麻醉科、病理科、输血科以及院感科等科室都能共享EMR的信息；系统还具备危重症自动分析评分预警功能。
厦门长庚医院行政中心特助何国豪介绍了长庚医院实施EMR的经验，长庚医院下属的10家医院已经100%实现了电子病历，并且在10家医院内实现了信息共享。何国豪认为，需要有四个要素来保障EMR的成功实施：首先是法规保障，要颁布医疗法，赋予电子病历以法律基础；二是管理保障，要设置并运营医疗凭证管理中心；三是标准，电子病历必须符合标准才能实现信息共享及交换；四是要对电子病历的内容设置一个基本格式。谈到EMR的未来发展，何国豪认为EMR将在四个方向上不断进步：法规面、标准面、推广面和安全面。
区域卫生信息化急须配套软环境
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认为，目前区域卫生信息化至少缺乏五大支撑：一是标准；二是流程规范；三是平台，这个平台首先是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而不是面向医疗机构或者政府管理部门的；四是法，缺少法律保障，“如果国家立法的程序很复杂，很难短期内实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先颁布一个‘部长令’呢？”五是关口，“要设置一个IT厂商的准入原则，这个原则至少包括两点：符合标准、承诺开放接口。”
厦门市在区域卫生信息化方面堪称佼佼者。厦门市卫生局局长黄如欣在会上介绍了厦门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实践情况和经验，整个系统包括六个平台：一是面向公众的服务平台，市民可以预约挂号、调阅健康档案、查看检验报告等；二是面向医疗机构的协同平台，可以调阅病人在不同医疗机构的诊疗结果，避免重复检验检查、不合理用药等，厦门市有一些医院已经实现了100％预约挂号，并能预约到具体的时间段；三是面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工作平台，市民在不同医疗机构的诊疗结果能够自动转化成为社区的健康档案；四是面向妇幼保健的信息平台；五是面向第三方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六是数据挖掘和分析的平台，可为管理部门提供日常监控、疾病预警、决策支持等。
综合卫生信息管理建设也日益摆上各级政府卫生部门的议事日程。
远程医疗不再沉寂
11月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几个部门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面向中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拨付27亿元，专门用于卫生信息化建设，其中重要的建设内容就是远程医疗和远程培训。而近年来一度沉寂的远程医疗，在本次大会也成为十分活跃的议题。
事实上，新医改方案早已明确，“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促进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合作，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及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有四大优势：访问（无边域限制），质量（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服务），高效（提高效率）和收入（降低成本，使医疗机构利益最大化），这就好比是一个凳子的四条腿。”美国远程医疗协会首席执行官Jonathan Linkous说。
在下一步工作计划中，孟群明确表示要支持远程会诊系统建设，具体有四个要点。一是基层远程会诊系统建设，在中西部地区每个省份选择地处偏远的5个县开展试点，每个县的一家综合医院与省级定点综合医院建立远程会诊系统，每个系统补助50万元。二是高端远程医疗系统建设。三是在卫生部所属的综合医院建立远程医学综合服务中心，部署先进的数字化远程医疗设备和完善的应用系统软件，开展高端远程医学活动。在西部地区每个省选择2所省级综合医院，或2所地市级医院医院，建立远程医学中心，完成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指导、医学影像实施传输和交互式操作、虚拟化病历切片等高端远程医疗业务。第四，该项工作要见实效，要探索通过信息化手段，切实解决偏远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困难。
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介绍，北京将对口支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医院和陕西神木县医院，上海将对口支援云南。“中日友好医院的远程医疗中心将建设3D手术会诊中心，为边远地区提供3D的手术指导。”许树强表示，“此项目将分三个阶段完成，先做2D，再做3D，2011年3月30日完成第一阶段。”
关键词：疾病预警；远程医疗；健康保障系统
为解决当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建立面向社区医疗的数字化城乡居民的健康档案数据中心，构建社区医院、乡镇医院与大中型医院间的健康绿色通道，完成疾病监控、居民健康档案共享、疾病诊断、医疗信息化和远程医疗服务体系的新模式。并在开放式软件平台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医疗健康集成系统。
1 采用的技术
采用块/页式存储组织作为基本存储组织方式，数据文件以堆的形式组织，索引文件以B+树、HASH组织，并且采用HASH技术组织的高效的全局缓冲池、局部缓冲区等技术减少磁盘访问的次数加快存取效率。医学数据检索：可以根据数据字典统计数据进行存取路径选择的自动优化，即可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查询优化。在优化过程中要考虑选择度因子、表引用状况、统计信息与字段信息、是否存在索引、是否关心次序五个因素，进行无索引读取：根据某个索引读取，并确定相应的索引；连接执行的次序；产生一个代价树，并根据该代价树产生优化的存取路径。从而达到对医学图形图像（心电、CT、MRI）信息在窄带条件下的快速解析。
2 系统的结构
该系统硬件平台将使用疾病监控及预警系统平台，是建立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多功能会诊/培训/监控系统平台，整套系统由多台服务器和系统软件组成，架设在网通数据中心，系统总的出口带宽为200M，可允许200个会诊中心同时进行实时的具有音视频功能的远程会诊或培训。整个会诊平台上可以开设1000家远程会诊中心，容纳10万家会诊会员用户，会诊中心采取分级管理，即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会诊中心，每个会诊中心可以独立开展远程会诊服务，且具有完善的会诊管理功能。
（1）建立全民健康信息采集、分析、预警卫生服务电子网络。包括个体和群体疾病监控及预警系统，建立真正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局域群体医疗卫生服务为目的，集健康档案、监控、预警、救护、远程医疗全方位于一体的全民健康保障新型系统。
（2）腕带式生理数据采集系统。本系统是一套能够进行血压、心率、体温测量实时显示和存储的腕带式多参数人体健康数据采集系统。此系统采用锂电供电，并具有功耗低、体积小、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以满足当今多元化、信息化、个性化的医疗监护需求。
3 实现
本系统基于互联网技术，采用B/S结构模式建立完善的健康档案数据库系统和个性化健康服务系统，包括个人信息、家庭档案、健康档案、体检档案、病史档案、诊疗记录、慢病管理、家庭随访日志等基础信息，同时具备基本的监控、预警、远程诊疗和实时救护功能。涉及到的医学资料主要有：病人完整的病历；会诊专家的初步诊断结果、会诊意见或咨询结论等；医疗专家与病人间远程会诊实况音视频信息。这些资料都应采取有效的方式存储在会诊数据服务器，以有效鼓励优秀的远程医疗服务、提高乡镇远程医疗服务的质量以及排解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⑴远程会诊系统。通过可视化远程医疗会诊，帮助群众选择就医，使农民不出乡镇，居民不出社区就得到省城大医院医疗专家的诊治，经过可视化会诊后，根据会诊结果，如果当地医院可以进行治疗的就在当地治疗，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的，在当地无法检查，可以直接预约到大医院进行检查，如果当地治疗不了的，可以直接预约到大医院住院治疗，不用再为挂号排队、住院排队、找专家看病而愁，缓解了广大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让农民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住得起院，缓解了患者的经济压力，省城大医院先进的医疗水平转换到县级医院、乡镇医院、社区医院、村级卫生室，提高了我省整体医疗技术水平，解决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问题。
⑵标准化健康档案系统。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往往是由多家产品逐步构建而成的。不同时期、不同科学技术水平的系统彼此结构差异性很大，各系统之间的医疗信息难以共享，为了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医疗数据共享，健康档案系统采用国际卫生信息交换标准（Health Level 7）作为各种不同信息系统之间进行医疗卫生数据传递的标准，提高医院医疗信息系统之间信息共享的程度。在数据通讯方面，系统采用有两种层次的医疗数据交换应用。第一层次医疗数据交换应用，是对现有医疗信息进行处理，只是“交换”现有的系统中存在的医疗信息数据。第二种层次的是基于不同系统之间进行整合的医疗数据通讯，其目的达到不同系统之间的无缝连接而进行的医疗数据通讯和医疗数据交换应用。
总之，远程健康保障系统是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的平台，通过医疗数据共享，减少广大城乡居民不必要的重复性花费，减轻个人和国家的医疗负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并且通过医学数据共享，为政府卫生监管决策服务，从而达到全面提升我国全民健康水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晔.基于.NET的社区医疗健康档案系统设计与实现[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06）.
【关键词】网络医院 辐射型 探索
去年底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诊疗，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健全上下联动、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发展远程医疗，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推进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急需领域医疗服务能力提高、电子健康档案等工作。今年初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加快卫生强省建设步伐，大力实施“强基创优”行动计划，开创广东医疗卫生工作新局面。朱小丹指出，要突出补齐短板，强化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突出重点引领，以广州、深圳为重点，立足珠三角，带动粤东西北，着力构建区域医疗卫生高地。
我院作为一家高校附属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具有突出的科研、教学和医疗技术优势，在今后的医疗发展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医院影响力和地域关联性优势并不明显，在今后分级诊疗体系中如何定位很难明确，需要提早做好规划准备。本次分析正是希望借助“互联网+”医疗建设跳出传统医疗发展模式，探索出适合医院的一种依托于实体医院的辐射型网络医院模式。
1 当前网络医院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互联网+”的提出，各地无论是医院、医药公司，还是互联网企业都在探索新型网络医院构建的模式，但目前为止，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以省内某网络医院为例，虽然其依托大型医院医疗资源，借助第三方网络移动平台，与就诊点（连锁药店、社区医院等）合作，患者在就诊点通过视频接受大医院医生问诊，医生开具处方，患者可自主选择取药点，并以此为核心，逐渐延伸检查预约、慢病随访等附属业务。这种模式借助互联网及政府资源为患者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变相的医院扩张，仍受制于医院医疗资源紧缺以及网络直接问诊的可靠性问题。
以春雨医生为代表的一批网络问诊软件的推出，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就医模式，从第三方角度对医疗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利用线上问诊、分诊，线下就诊的模式，为解决患者看病难、医疗资源闲置、优质医疗资源高效利用等提供了很好的解决路径。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受制约因素确实比较多，尤其是医疗质量和安全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这种模式的盈利模式一直是其发展瓶颈，时刻受制于资金链的制约。
2 构建依托实体医院辐射型网络医院的意义和必要性
作为一家老牌三甲医院，虽然具有较好的科研和医疗技术实力，且有比较稳定的患者基础，目前来看，整体发展比较稳定、稳步向好。但是，随着国家分级诊疗政策的逐步推进，以及大型医院利用医联体抢占医疗资源的威胁，作为一个不具备区域优势和影响力的普通三甲医院，将面临很严峻的患者来源问题，医院的生存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发掘内在潜能，并与协作医院开展深入合作，从而在未来医疗资源大洗牌中脱颖而出，是目前非常紧迫的问题。借着国家推进“互联网+”的契机，整合医院现有信息化资源，并借助互联网从远程医疗、移动医疗、智能护理、延续性护理等不同维度，将医院医疗资源不断向外延伸，以帮扶推动医疗联动合作，以优质服务保障病源稳定，以宣传吸引更多患者，以科研协作提升自身品质，是医院当前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3 构建依托实体医院辐射型网络医院的发展思路
在战略层面，我们提出以实体医院为依托，利用资源、技术优势，借助互联网跨越实体医院服务边界，打造无边界医疗服务，构建辐射型网络医院的整体服务理念。在应用层面，计划构建医联体，利用医联体医疗资源整合优势，与第三方软件公司合作，搭建网络医院服务平台，实现远程医疗、远程病历质控、远程教育培训、网络问诊、网络接诊、慢病随访、健康咨询、电子健康档案等服务，拓展移动医疗服务范围及功能，挖掘平台数据价值，开展数据分析及科研应用，最终探索出一套合理的辐射型网络医院模式。
3.1 完善基于远程医疗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建设
构建连接省县乡的“三位一体”医疗服务体系。利用远程医疗网络与县（区）合作，逐步完善基于远程诊疗、远程影像诊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检验中心、远程病例讨论、远程病历质控、远程网络门诊、远程专科/全科培训等医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建设。
3.2 完善移动医疗平台建设
建立基于移动医疗平台的统一对外服务。基于移动平台，以患者为中心，注重用户体验，逐步开展院内导诊、技诊预约、按金支付、清单查询、用餐预约、医患互动、健康档案、医保信息、诊疗项目等服务。
3.3 完善病区综合交互平台建设
构建病区综合交互平台。实现医患在线交流，开设医护学习园地，开展出院患者延续性护理，优化护理（护工）工作管理，探索基础信息（体征等）采集分析功能。
3.4 探索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
利用社区托管优势，探索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健康社区建设。发展医疗保健、疾病预防等社区服务，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借助便携式监测、紧急呼叫等健康设备，提升养老、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1]杨晓慧.全国首家云医院启动运营[J].中国医院院长，2015（06）.
[2]胡轶然.全国首家网络医院日开处方已达200张远程医疗“破冰”[J].吉林医学信息，2015（02）.
作者简介
陈义良（1987-），男，江苏省泰州市人。硕士学位。现为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网络。
12月10日，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通过“乌镇互联网医院”为复诊患者开出首张互联网在线处方。两天后，互联网医院在线处方药完成了配送。在线看病的全流程实现闭环。
“乌镇互联网医院”是由桐乡市委市政府牵头、乌镇镇政府支持、微医集团提供技术支持与合作运营的“互联网+”医疗创新项目。它以乌镇为中心，试图通过互联网连接全国范围内的医院、医生、患者、药品和医保体系，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智慧健康医疗服务平台。
“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开业引发行业的极大关注。在线诊疗、电子处方、药品配送、收费模式等，无不搅动着传统医疗的敏感神经。
互联网进驻医疗核心环节
“乌镇互联网医院”地处乌镇大桥西一幢古香古色的小楼里，但小楼仅仅是乌镇互联网医院的一个名片或者其存在的客观证据。在本质上，乌镇互联网医院是一个线上平台，因此它是无边无界无形的。
“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核心业务是医患间的在线诊疗与医医间的远程会诊。通过应用电子病历共享、远程高清音视频通信、电子处方的认证存储与流转、药品的远程配送等技术与业务手段，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医生与专家之间、专家医生与患者之间无需面对面，就可以实现病情诊断、治疗方案建议以及药品处方开具和在线医嘱。对有需要到实体医院就诊的患者，根据病情轻重还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精准地转诊。在药品配送环节，乌镇互联网与国药控股、金象网进行了对接，作为医院实体药房的线上延伸为全国各地区群众提供服务。
为确保在线诊疗的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乌镇互联网医院”当前主要为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在线咨询和复诊服务。患者在实体医院取得检查检验报告并获得初步诊断后，或者与医生已经有过线下面诊者，可以在“乌镇互联网医院”实现来自全国专家的复诊。
“在乌镇互联网医院，全国范围内的医生和医生、医生和患者无须面对面，通过网络视频即可完成诊疗过程。”乌镇互联网医院院长张群华表示，“乌镇互联网医院”的诞生预示着互联网真正进入医疗核心环节，互联网对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进入“加速度时代”。
张群华介绍，“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全部来自全国各地主治以上职称的在职医生，大都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他们以多点执业或自由执业的方式注册到“乌镇互联网医院”，并在桐乡市卫生计生委进行注册备案。医院的医生均经过人工当面的证件资料采集与审核，以保证医生的身份合法与真实。事实上，接入“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微医集团为医生来源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微医集团旗下挂号网目前拥有1.1亿实名注册用户，与全国1900家重点医院建立了合作，累计服务量接近5亿人次。微医集团在互联网团队医疗方面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吸引了超过5000组顶尖专家团队入驻平台以提供在线会诊，超过20万名专家在线提供预约挂号、远程医疗服务，拥有互联网在线诊疗的实践经验。
“乌镇互联网医院”到底如何收费？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医院收取医生诊疗费与药费，诊疗费由医生自主定价，一般为几十元到几百元。实行平台与医生的分成模式，由平台为医生收缴纳个税。如果患者选择在平台购药，则需支付药费。“医院还为在平台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打造了远程医疗责任险，医生在平台上进行的每一次咨询服务都是有保障的。”
“乌镇互联网医院”该如何盈利？张群华表示医院的盈利点非常明确，除了问诊收费，医院还与制药企业合作推进一些收费项目，比如用药健康培训。此外，借助互联网技术，医院在线上开展“医生之窗”、患者教育等一系列服务，通过服务获取利益。
敦促政策细化落地
在“乌镇互联网医院”问世之前，国内已有部分医院开发与运营了网络服务平台，服务提供者为本院的医生，患者基本上是本区域的居民。还有些医院的网络平台只具备本院与下级医院间的远程会诊功能，不提供面向患者的服务，并且这种服务一般只给出治疗建议而不开具处方。与之相比，“乌镇互联网医院”可以连接全国的患者和医生，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完成诊疗过程，包括开具电子处方和配药。
然而，“乌镇互联网医院”的电子处方是合法有效的吗？2014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明确指出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禁止医生私自远程医疗。国家卫生计生委员官员多次明确表示，“互联网上其他一些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可以做健康方面的咨询，但是不能开展诊治工作。”
对此，“乌镇互联网医院”给出的回应是：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是多点执业注册备案到桐乡市卫生计生委和乌镇互联网医院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因为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实体医疗资格还在办理中，所以目前暂时依托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注册备案的医生在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实体医院有处方权，处方也是以该医院为主体，因为完全符合《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而线上的处方开具，由医生的数字证书为处方进行电子签名，符合我国《电子签名法》的规范。因此，“乌镇互联网医院”的电子处方是合法有效的。
政策尚未放开，“乌镇互联网医院”行事也格外小心。除强调“患者应先到实体医院进行初诊和必要的检查检验”“只为复诊患者和慢性病患者提供服务”外，还依托实体医疗机构规避风险。
“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医疗行为一定要规范，要尽量降低风险。按照国家现行政策，所有医疗服务都要通过医疗机构开展，我们就把电子处方、医生落地到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件事由桐乡市政府在主导，在刚开始的顶层设计中，就是在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个医疗机构的基础上开发建设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平台。乌镇互联网医院是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线上延伸。”张群华表示，“乌镇互联网医院拿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红头文件，要我们先行先试，包括开展咨询、问诊、处方、电子病历等。”他透露，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委托挂号网组织研究制定《互联网医院指导规范》。
关键词：分级医疗制度；实施方案；保障机制
分级医疗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背景下所重点推行的工作内容之一。国家不断强调要加快形成有序的分级医疗体系，并下发多份政府文件旨在促进该制度的推行和落实，缓解就医难题。上海也是全国率先开始建设分级医疗制度的城市之一。市区及各区县均出台了许多文件提出要建设上下联动的医疗服务体系，同时上海市也已开始试行和推广“1+1+1”签约组合模式，为居民提供优质、便捷、公平基本医疗服务，尽管如此，该制度在落实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并未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一、上海建立分级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未充分调动三级医院的积极性
目前上海市的分级医疗制度未实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在于现有制度并未使得三级医院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上海市现有关于分级医疗政策实施框架和颁布的相关文件中，并没有详细的阐述在制度的推行后，如何对于三级医院进行必要的利益上的补偿或者如何合理的分配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各区县在制定详细具体的对策方案时，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而保障其利益正是激发三级医院积极性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二）缺乏可操作性方案
分级医疗要得到真正的落实到位，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作保障，有详细具体的实施方案作为执行依据。而从我国当前颁布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找到有关具体分级医疗操作流程的表述，同时也没有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和监督约束措施来推动分级医疗工作的完成，上海市也是如此，根据对于上海市建立分级医疗所做出的探索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尽管为了保证实现分级医疗，上海建立了首诊、转诊、医联体等辅助举措，另外近期上海市也开启了试点“1+1+1”签约组合，将居民，社区医院，区县级医院和市级医院紧密联系在一起，但都欠缺一个操作性较高的实施方案作为指导。究竟如何才能使得居民愿意去实现分级就医，使得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等各方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付出得到利益的回报是另一关键所在，也是本文认为目前上海市在建立分级医疗制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之一。
（三）保障机制不健全
当前分级医疗制度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在于与制度相应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例如上海市的双向转诊实践成效不高的原因是缺乏严谨规范的转诊流程。目前在上海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治疗的患者如果需要向上转诊或者向下转诊都是凭借医生自己的个人主张或者患者自身所提的要求，没有一个明确的转诊的标准。再或者转诊出现的普遍现象上转容易下转难，这反映出三级医院缺少将患者向下转诊的动力，实际上目前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还是一种竞争关系，并未做到上下一致，分工合作，患者一旦到基层，三级医院的利益就会受损，因此这需要政府在宏观上做好统筹规划工作，另外也需要有完善的机制来转变三级医院只能依靠增加医疗诊治数量获得收入的现状，使它们能够得到利益的补偿，也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到达基层医院后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获得理想的收入。综上不健全的保障机制也导致了分级医疗制度难以更好地执行。
二、上海建立分级医疗制度方案设计
（一）以医联体为制度突破
本文认为可以利用医联体作为分级医疗制度的突破口。利用医联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三级医院的医生能够下沉到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去挂职工作，把一、二、三级医院有意识的对接在一起。1.整体布局和规划。医联体在建设过程中，要打破现有的医疗卫生机构等级制度，依赖于地区的划分和区域内部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以及所需要提供医疗服务的人数来建立多层次的联系紧密的医联体。2.职能分工要明确。医联体内成员医院在区域平台内所处的位置不同，相应所发挥的职能也不同。处于牵头领导地位的医院起管理、监督和指导的作用，负责日常运转和方向把控的同时对下属各成员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指导和培训，接受由成员医院上转的患有急性、复杂程度高，难度较大疾病的患者的治疗。各类型的二级医院位于中间层，主要负责一些常见、多发以及慢性病的治疗，所进行的诊疗工作大多也都是常规性质的。另外也会负责一些预防和保健工作，同时当上级医院的患者病情稳定以后，将承担起他们的后续康复治疗工作。社区卫生机构处于最底层，主要承担更为基础的检查和诊疗任务。3.资源信息要共享。在医疗联合体的内部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应该是共享的。无论是硬件上的医疗设备，还是软件上的医疗技术、人才团队，包括患者的健康治疗信息都是共享的，尽可能的实现上下统一管理，合理的进行调动和分配。
（二）以远程医疗为技术支撑
通过远程医疗实现将患者、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线上交流和沟通，避免由于地域等外在因素所带来的治疗困难，充分发挥大医院专家高超的专业能力。借助远程医疗，三级医院的专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基层医院的患者的治疗，打破地域约束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整体医疗卫生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也能消除居民对于基层医院的不信任，进而促进分级医疗的落实。同时在建设远程医疗系统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加强对于信息化手段运用的宣传和普及，增加医院的管理者对于利用信息化手段可增进医疗技术水平的认同度。
（三）以基层首诊为关口
当前上海市基层首诊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整体水平无法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然而只有基层首诊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建立起分级医疗，因此它相当于是一个关口，只要在基层首诊上有所突破，分级医疗则可以具有较为显著的成果。首先，除了通过医联体和远程医疗来提高基层自身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对于居民一方采取措施。目前上海在制定基层首诊的相关政策时，主要是通过设置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在医疗保险支付的差异来鼓励居民选择去基层医院就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居民很大的选择空间，为基层首诊制度的落实带来了挑战。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将政策引导转变为政策约束，即提高政策的强制性。所谓强制性就是指患者整个看病就医的过程和付费的标准都要严格的按照规范来进行，减少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医保也只覆盖按流程就医的患者。其次要改革现行的医保政策。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医保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之间的的支付比例的差异。在不断拉大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医保支付比例的基础上，在医保支付覆盖项目能够支付的最低和最高金额方面体现出基层医院的优势；另一方面，进一步限制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疾病诊治行为，即改变当前医保支付费用的制度。目前的医保费用结算方式使得基层医院更倾向于将患者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治疗，这就不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造成医疗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因此需要在完善配套奖惩措施的基础上改革医保支付费用的方式。此外，还要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良性的竞争能够促进双方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整个基层医疗团队的服务质量和服务的效率，改变基层实力不强，不被老百姓信任的现状。
三、完善分级医疗制度实施方案的保障机制
（一）健全治理与规划机制
首先要发挥政府职能和加强外部治理。要充分发挥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职能，要建立起针对性的决策领导机制，加强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和配合，使得分级医疗体系内所制定的不同政策之间可以相互兼容，确保分级医疗制度的连续性。同时，政府部门要建立其相应的考核和问责机制，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或者以第三方机构作为媒介，定期监督和评价各级医疗机构推行分级医疗工作的进展和所产生的效果。其次要转变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运行模式。一方面，政府应当赋予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更多的收入分配权与人事权，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基层的监管和问责。另一方面，公立医院是政府编制下的单位，二者是一种行政关系，应当逐渐将其转变成产权关系，使政府成为资产的所有者，而医院则是资产的经营者，这样就能改变政府直接干预医院行为的现状，转化成一种间接问责的方式，通过合同与行政的规制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符合公立医院属性和功能定位的管理结构，既可以保留公立医院的公有属性，实现其社会作用，同时也能够提升医院的服务和管理的质量。
（二）完善筹资与支付机制
首先要完善财政投入方式和补偿机制。政府必须加大在分级医疗方面的财政投入，正视三级医院等公立医院由于开展分级医疗工作而造成的亏损，及时的给予它们相应的补偿。除此之外还要建立起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在补偿依据、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三方面做出转变；其次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对于大医院来说，要在总额预付制背景下，调整三级医院就诊的医保支付比例，更多的往病种复杂性和治疗的难易程度上倾斜，逐渐减少医保对于门诊治疗费用的支付比例。对于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来说，应该改变支付所签约的家庭医生服务费的方式，采取依照人头支付的方式，同时可以针对一些服务制定特定的付费方式。此外还要建立起医保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使得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加强分工合作；最后要优化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方式。制定一个合理恰当的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基准，体现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的薪酬差异化，要改变现时医务人员的薪酬结构，用基础工资来保障医务人员的基本生活，用津贴奖金的形式来激励医生的工作积极性。
关键词：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运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R197.324
近些年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提升医学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就医成本，基于信息技术的远程医学开始取得了快速发展，所谓远程医学主要包括远程会诊、医学教育等重要内容。其中远程会诊仅仅是远程医学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我院从2010年开始引入全军远程会诊系统，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和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等一线城市的大型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进行了连通，四年来，会诊病人达到760例，并且涉及到内科、外科、妇科以及儿科等几十种专科，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文研究的资料主要结合本院2010年到2014年开展远程会诊病人25例，并组成应用组。另外没有进行远程会诊的病人有62例，并作为对照A组，而从我院转院到北京和天津等一线城市进行治病的患者更有34位作为对照B组。其中应用组的资料以及对照A组的资料都是我院HIS系统中有详细的记录，同时对照B组都为我院的医保患者，其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医保中心报表。这些数据的来源有效保障了准确性，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对治疗病程以及诊断符合率和治疗效果及费用等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1.2 方法。本文通过SPSS16.0统计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了t检验。而计数资料则采用了连续性校正x2检验，P
2 结果
2.1 治疗病程的比较分析。通过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应用组的平均治疗时间为24.1天，而对照A组的平均治疗时间则达到了34.9天，对照B组的平均治疗时间则高达58.6天。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采用远程会诊系统进行治疗的时间要明显低于本院治疗以及转院治疗的时间，尤其是转院治疗，所花费时间最长。数据统计具有统计学差异显著性（P
表1 不同组别的病程对比表
组别 案例 平均治疗时间 P
t
应用组 25 24.1±4.8 6.6 P
对照A组 62 34.9±7.6
应用组 25 24.1±4.8 16.3 P
对照B组 34 58.6±9.7
2.2 诊断符合率的比较分析。本文的应用组采用了远程诊断治疗方法，一共25位患者，诊断符合达到了24位患者，因此符合率达到了96%。而对照A组是在本院诊断治疗的62位患者，符合诊断一共有44位患者，诊断符合率则是71.0%。而对照B组则是本院医保患者转移到大城市医院就诊，一共有34位患者，诊断符合有33位患者，符合率则达到了97.1%，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远程会诊的诊断符合率要高于本院就诊的患者诊断符合率，但是却低于转院到大城市的诊断符合率。并且都具有统计学差异性显著性。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组别之间的诊断符合率对比分析表
组别 诊断符合情况案例 总计 诊断符合率（%） x2 P
符合 不符合
应用组 24 1 25 96.0 5.71
对照A组 44 18 62 71.0
应用组 24 1 25 96.0 0.02 >0.05
对照B组 33 1 34 97.1
2.3 治疗效果的比较分析。针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采用远程诊断系统治疗的25位患者中，有18位患者治愈，另有6位患者有所好转，总有效率达到了96.0%，而在本院治疗的62位患者中，有32位患者治愈，另外所有好转的患者则有14位，总有效率达到了74.2%。在本院医保但是转移到一线大城市医院治疗的患者共有34位，治愈患者达到了29位，有所好转则有4例，总有效率达到了97.1%。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应用组治疗效果要明显的好于对照A组，但是比对照B组则显得略差，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组别的治疗效果分析
组别 治疗效果 总计 有效率（%） x2 P
符合 不符合
应用组 24 1 25 96.0 4.5
对照A组 46 16 62 74.2
应用组 24 1 25 96.0 0.02 >0.05
对照B组 33 1 34 97.1
2.4 治疗费用的比较分析。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知，通过远程诊疗系统治病的25位患者其平均的治疗费用在5998.6元，而在本院直接治疗的62位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则达到了6202.7元。在本院有医保，转院到一线大城市的大型医院进行治疗的34位患者其平均治疗费用则达到了28690.4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应用组的治疗费用是最低的，也就是说通过远程诊疗系统进行治病所需要的费用最低，而转院到大型城市的大型医院的治疗费用则最高。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组别的治疗费用对比分析
组别 案例 平均治疗时间 P
t
应用组 25 5998.6±398.9 2.15 P
对照A组 62 6202.7±402.4
应用组 25 5998.6±398.9 61.70 P
对照B组 34 28690.4±1802.8
3 讨论
3.1 从治疗效果上来说。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其主要的治疗方法本院都能够胜任，但是由于检查设备的限制，往往导致不能够准确确诊。但是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在其他大型医院的专家的诊断之下，借助这些专家的意见再加上一些基本的检测，很多疑难杂症就可以在本地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样能够有效的节省了患者时间和金钱。通过远程会诊系统能够将一线大型城市的大型医院的专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让当地的医疗机构共享专家资源，从而有效提升了当地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同时也让偏远地区的病人能够享受到专家的诊断治疗服务。
3.2 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本院有医保并转移到北京等一线大型城市医院的这些患者其治疗时间则相对较长，这主要和这些大型医院本身病人多，其医疗资源相对紧张有关系。但是如果通过远程会诊进行治疗，一方面能够消除病人在路上的时间，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大型医院资源紧张的问题，另外还能够有效提升诊断时间，这对于一些病人来说，缩短了诊断时间，往往就给治愈带来更多的希望。所以从时间上来说，远程会诊医疗系统显然更具有优势。
3.3 从治疗费用上来看，远程会诊系统让患者能够在本院通过现代化的远程医疗系统进行诊断，有效的降低了患者来回的路费及其它费用，同时由于大型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那么维护这些医院的正常开支费用就会更高，而在当前医院改制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医院日常运用的需要，大型城市的就医费用也会相对较高，所以从表4可以看出，转移到大型城市医院进行治病的患者，其治疗费用将近是远程诊疗系统的5倍多。
总而言之，根据本院从2010年到2014年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得知，远程诊疗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病人诊断符合率，同时有效提升了病人的治愈率。同时通过远程诊疗系统还能够让边远地区的病人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专家服务，共享了医疗资源，提升了治疗水平。另外通过远程诊疗系统还能够让患者实现足不出户的治疗服务，有效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而且采用远程诊疗系统也能够进一步降低治疗费用，这也很好的解决当前病人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冠麟，江萍，段长农.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在维和二级医院的应用[J].医院管理杂志，2011（11）.
消化内镜中心信息系统( endoscopy information sytem, EIS)，是内镜中心的医疗信息系统，同时是具有管理科内所有患者资料和科室日常工作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也是高水平、高效率进行科研、教学、学术交流，全面提高科室医疗水平的现代化信息平台。建设起完善的全科网络化EIS系统以促进数字医疗、数字医院的发展和建设。
EIS首先是以医疗和患者为中心的信息系统 信息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实施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医院作为医生知识性劳动、患者资料宝贵、信息附加值高的行业，对信息化的专业性要求更高，信息化的建设更能发挥重要的作用。EIS作为消化内镜中心的医疗信息系统，还有其自身独有的一些特点。第一，医疗信息种类多，除了患者病历的文字信息外还有内镜图像、X线图像和超声图像等；第二，诊断和治疗相结合，医生需要的技术全面，相关的信息量大；第三，患者量大，并且是实时操作，检查结束后马上出报告，要求处理信息的速度快；第四，患者信息的保存时间长，需要长时间的随访。要求EIS必须具有连接各种设备实现数字化、处理速度快、信息全、存储量大、图像和文字一体化、检索统计功能完善的各项功能。
(1) 登记工作站 用以登记病人的检查申请，将病人的自然信息、门诊信息等病历首页登录到服务器上的病案数据库。
(2)影像工作站 同电镜、x线、DSA机、彩超机连接，根据所做检查的病人到病案数据库上提取相应的病历首页，在检查治疗后将病人的影像和诊疗报告存人到此病人的病历内页，并同时将诊断报告和图像一体打印出来。影像工作站可选动态电影功能。
(3)医生工作站 每个医生工作站可浏览 相关病人的各种检查信息、诊断信息、治疗信息、影像等,方便地进行临床、科研、教学和学术研究。
(4)主任工作站 可以对科室以往历 史和现在进行的工作进行全面的统计和管理，包括对病案报告的审核、对影像的处理和调阅、对科室人员工作量情况、对科室经济核算效益情况、对全科患者情况的总体了解与医疗质量的控制等等都可以方便、快捷、随时地操作使用所有的资料。
所有资料都可刻成光盘保存和交流。所有资料(文字、图片、电影片段)都可通过POWER.POINT、WORD、EXCEL做多媒体幻灯、图谱，用于科研、出书和写论文。
这样，内镜中心就在服务器上建立了一个数字病案库，做到病案资料的共享，同时可连入医院的HIS(医院信息系统)，将中心的局域网纳人医院的大的信息网，使病案资料全院共享，两套系统可以互相读取收费和病历等信息。
选择个长期的、有实力的专业EIS提供与服务商十分重要。一个好的EIS产品，其功能和价值是十分强大的，它对医疗工作的每个环节都有贡献。在临床方面，建立完善规范的图文影像医疗信息库(动态)，提高整体医疗质量，图文一体报告。在科研方面，可省力快捷地对所积累的大量病例资源，以科研为目的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和归纳，高水平、高效率地写论文或出书，为教学提供庞大的资料库，增强病案教学实效，打印典型病例或手术过程图谱。在学术交流方面，所有的病历索材都可即刻检索调出；可以实现动态电影回放,用于大会交流和讨论。在管理方面，优质高效低耗，提高了科室整体管理水平。在共享方面，科内、院内实现医疗信息快捷全面的共享利用。与HIS融合或通过WEB方式浏览在远程医疗方面，医院一医院,科室一科室，医生一医生都能进行远程医疗。在病源资源方面，病源就是资源，就是效益。
其次EIS是电子病历的组成部分 EIS病案库的自动管理中，同时具有合并病历和转移病历等功能。因此既可十分方便地查看同一患者所有的检查和治疗的相关图文影像信息记录，也可按病种、医师、诊疗种类、患者性别/年龄、某一时间段内等任一诊疗内容提取相关病案。这样，整个内镜中心的病案管理实现了符合现行医院病案管理标准的多路径现代化、自动化的管理，是当今内镜中心病案管理的最高水平。
EIS包括了所有检查和治疗患者的完整资料，既有文字信息也有图像信息；同时在EIS中能够快速实现多种选择项目的计算机在线检索，这对于日常医疗工作和日后的统计分析都是以往手工和纸质病历方式所不可想像的。另外，因为在EIS中所有的资料都是数字文件，使得医生能够高效快捷地共享使用，彻底进人到更高层面的研究和创新工作中，完成以往无法承担的项目。
EIS又能提高管理的深度。由于拥有了更为详细准确的病人信息，许多手工达不到的管理内容可以实现。比如，通过电子病案系统可以随时进行单病种质量的效益分析，以更加量化的方式来考核科室。同时也提高了工作质量，虽然计算机不能取代医生做出判断，但却可以发挥计算机和网络的优势，为分析病情和诊断过程来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辅助医生作出判断。这方面的服务包括:同类疾病的病案查阅，能帮助医生选择最佳医疗方案；智能知识库，辅助医生确立医疗方案；另外，EIS 规范了医疗行为，提高了发现、纠正错误的能力，将医务人员引向规范化，并且为科研、教学服务，不仅使医务人员能对医疗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为他们处理医疗信息提供了大量的实用工具与技术。
目前EIS与HIS集成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①数字化申请，即门诊和住院医生直接通过连在网络上的医生工作站向内镜中心发送检查申请，内镜中心根据工作安排进行预约并核算出基本检查/治疗费返回给申请医生处要求患者交费或划账;对于在检查中发生的附加费用就地登录到HIS费用中。②发放数字化报告，即将内镜中心完成的检查/治疗结果与报告和图像通过网络传回到申请医生的工作站上，以备医生调阅。其中各级医生都只能根据自已的权限和密码查看相应的患者信息。
将来进步集成到全国的医疗保健网络中心;建立医疗急救卡服务系统、病人病历数据库以及全民医疗保健数据库;建立急救中心管理系统/医务咨询系统、医用信息及查询系统;建立远程医疗、远程诊断系统。开发为领导提供智力支持、宏观分析预测的智能化、决策科学化的服务系统。这也是我国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发展建设的长远目标。
再次，EIS必须与全院管理和医疗信息系统互联与共享
在医院患者从进人门(急)诊起到最终出院(或在门诊继续治疗)，其受到的服务都是围绕着患者及所患疾病的医疗活动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各个部门及其工作,如门诊临床科室、医技科室、保障科室、治疗管理、经营管理、信息统计等都是一个整体，协同为恢复患者健康这个总目标而努力。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数据采集、传递、加工处理及利用的过程。对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进行集成处理，可使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活动总体功效达到相对最优化。
由于医院里各个科室的医疗工作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建立不同用途的信息系统。但现实中并非一次把所有的系统都建立起来，而是一个一个相互独立地建立大多数的系统。如果这些众多的信息系统不能信息共享，那将是功能有限的信息孤岛。只有将各系统互相集成起来，才能实现有效的信息通信与共享，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威力。
EIS属于科室级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着眼于消化科和内镜诊疗中心的医疗和管理。同样，其他科室也有属于自己科室的信息系统，如PACS、RIS等，而整个医院也有医院的信息管理系统即HIS系统。这些系统的应用对象、目的不同。如面向病人的，要通过收集和分析病人就诊信息，了解病因和发病机制，发病范围有多大,是否是大规模流行，帮助医生辅助治疗，缩短治疗周期，尽快解除病人的疾苦；而面向医务工作者的，医务工作者通过对治疗信息的管理,能够积累经验和能力，形成医院的专家系统、诊断系统，以便更好、更快地服务于大多数的系统。必须管理好三个流向的信息内容。三个流向:病人流(以病人为主体)、药品流(以药品管理为主体)、诊断流(以医务工作者诊断技术为主体)。病人流:通过病人，可以了解病因、易患年龄、遗传性、地区性、季节性、有无传染性以及病人区域的环境、空气和饮食等信息。药品流:通过对药品的管理，一方面直接加强了医院的效益管理，并能间接反映出整个医院的诊断水平和医院的规模等，另一方面通过药品的使用，可以了解药品的功效、不良反应、需求，进而了解目前药品需求量大的主要是哪些病等各种情况。诊断流：通过对医务工作者诊断技术信息的分析研究既能帮助医务工作者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也能检查和监督诊断过程的全部情况，优化诊断技术.降低误诊率，为病人和医务工作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随着医疗信息化的进展，紧跟着而来的，就是医疗大数据的运用。多年来，我国医疗机构大都各自为政，即便是一个医院内部也很难做到信息共享，如今，国家力推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共享和应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数据不能只是躺在某个医院的信息系统中，各家医疗卫生机构的数据应该汇聚到一块；数据也不能只是在健康医疗行业中实现聚合，应该打破卫生计生、工信、民政、公安、社保、环保、食药品监管等部门的壁垒，做到跨部门的数据互联共享；数据还不能只是在公共部门内流转，还应该探索推进“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健康医疗移动应用等产生的数据资源规范接入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那么未来，医疗大数据能怎么玩，又将在哪些领域发挥其作用呢？
领域一：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可提高工作效率和诊疗质量。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分析医生输入条目，比较其与医学指引不同地方，提醒医生防止潜在的错误，如药物不良反应。医疗服务提供方可以降低医疗事故率和索赔数，尤其是那些临床错误引起的医疗事故。大数据分析技术将使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更智能，如可以使用图像分析和识别技术，识别医疗影像（X光、CT、MRI）数据，或者挖掘医疗文献数据建立医疗专家数据库，从而给医生提出诊疗建议。
领域二：医疗保险行业
在社保面临收支压力的困境下，商业健康保险规模出现了40%以上的行业增速。在传统医疗环境痛点多、互联网对医疗领域逐渐渗透、以及传感器等硬件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移动医疗行业蓬勃发展。而商业保险和移动医疗企业需基于核心的医疗大数据，才能最终实现为个人提供服务，商业企业的崛起正在加速医疗大数据形成闭环。
领域三：远程病人监控系统
根据统计，中国各类慢性病患者超过3亿人，尤其是我国进入老龄化时代以后，将存在非常大的照护缺口，远程病人监护系统对治疗慢性病患者非常有用。远程病人监护系统包括家用心脏监测设备、血糖仪，甚至还包括芯片药片，芯片药片被患者摄入后，实时传送数据到电子病历数据库。更多的好处是，通过对远程监控系统产生的数据的分析，可以减少病人住院时间，减少急诊量，实现提高家庭护理比例和门诊医生预约量的目标。
领域四：医疗护理系统
通过全面分析病人特征数据和疗效数据，然后比较多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可以找到针对特定病人的最佳治疗途径。研究表明，对同一病人来说，医疗服务提供方不同，医疗护理方法和效果不同，成本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医疗护理系统实现CER，将有可能减少过度治疗（比如避免那些副作用比疗效明显的治疗方式），以及治疗不足。
领域五：疾病预防
在病人档案方面应用高级分析可以确定哪些人是某类疾病的易感人群。举例说，应用高级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哪些病人有患糖尿病的高风险，使他们尽早接受预防性保健方案。这些方法也可以帮患者从已经存在的疾病管理方案中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案。
领域六：医药公司药物研发
大数据和先进的分析方法可以让制药企业的药物预测建模更为精准，加速药物开发过程。医药公司在新药物的研发阶段，可以通过数据建模和分析，加上数以百万计的患者诊疗记录，创新商业模式，设计更好的药物治疗方案。
领域七：人工智能的运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医疗的现状。人工智能充分利用了智能医疗搜索引擎，从海量数据中不断学习新技术及案例，以辅助医生做出最合理的诊疗方案。如何收集到有效数据，互联网网上医院或许是一大突破口。
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妇女儿童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浙大一院等著名医疗机构已经建立起了互联网医院，患者可以在网络上轻松完成分诊咨询、远程门诊、线上付费、检查预约、住院床位预约、药物配送、慢病随访等互联网医疗服务。而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上，浙江省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2016年底，浙江省中医院成立了“浙江省中医院沃森联合会诊中心”，随后2017年3月25日，浙江大学也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医疗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由此可见，随着大数据的开发，人工智能会越来越火爆。
医疗大数据面临的隐私挑战
医疗健康大数据的共享和用是政府管理、商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需要，但也给个人隐私安全带来了威胁，使得医疗领域的大数据共享变成了双刃剑。这样的情况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医生罕有被指控医疗事故罪，这个案例也在社会上掀起巨大舆论波澜，业内人士认为若其因医疗过失被判刑将极大地打击整个医疗行业。
“李建雪案”入刑案广受质疑
案件起源自3年前长乐市医院的一起医疗事故。
2011年12月28日，产妇陈某入住长乐市医院，产科医生吴某接诊并开具相应产前检查，次日吴医生轮休，交班时未对接班医生做具体交代，致异常检查结果被忽略。31日21时，陈某顺产一健康女婴后出现阴道出血，一线值班医生李建雪接到电话后前往产房，发现陈某宫缩欠佳后进行相应处理并通知二线值班医生王某，王某检查伤口并做修补、输血、输液处理，随后嘱咐李建雪及助产士继续观察。
2012年1月1日凌晨2时35分，陈某被送出产房。3时20分，患者出现谵妄，李建雪赶到后发现患者有生命危险，立刻通知上级医生会诊并组织抢救，4时30分患者死亡。
福建省、福州市两级医学会认定产妇因产后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医方对病情认识不足、抢救措施不力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产妇家属认为是医方的过错直接导致产妇死亡，于2012年1月2日要求刑事立案调查。事发后，医院同意家属提出的152万赔偿，并对涉案医生做出了、吊销医师执照、调离原单位的处理。2014年10月16日，长乐市检察院继续对李建雪提起公诉，市人民法院认为李建雪在抢救中“严重不负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李慧娟律师向《中国医院院长》介绍，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过程中，了解患者（死者）的病情是基础，相关机构的鉴定结论是关键，但涉案医生李建雪的爱人黄先生曾公开对媒体表示，产妇猝死的原因复杂，却因家属不同意尸检而直接进行刑事立案。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刑事立案必须强制进行尸检；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也明确，当尸检足以影响着死因鉴定结论的时候，拒绝或拖延的一方将对整个案件负责。
在福州市级的医疗事故鉴定中，给出了“未进行尸检，死因不确定”的结论，未对死因做确定性判断。而随后的二次鉴定与此前的结果大相径庭：福建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判定产妇死于产后出血致失血性休克，并认定医方抢救不力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给出了“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的鉴定。“从客观上讲，缺乏死因鉴定既不慎重也不科学、不够实事求是，先后两次鉴定结果的不一致，这在法律上是无法追究责任的。”李慧娟表示。
李慧娟指出，此案还存在几个疑点：其一，被的是一线住院医生，而二、三线医生及其他涉案护士等14名医务人员为何并未被？其二，未进行尸检鉴定的事故鉴定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三，患方提出的152万元赔偿远超出了长乐市当地医疗赔偿标准，院方为何同意这一“离谱”要求？其四，患方得到天价赔偿之后为何仍要置涉案医生于“死地”？
医疗纠纷刑事化风头正劲
将医疗纠纷入刑案，对医生追究刑事责任，并非刚刚兴起。李慧娟表示：“自2010年起，我国医疗纠纷案件被作为刑事类案件处理的比例在逐年递增。”她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众、业内人士对医疗纠纷刑事化的集中关注与激烈讨论反映出医疗纠纷在逐渐走向刑事化的过程中并未引起足够的警惕和关注。近年来已有医生因“医疗事故罪”被判刑，虽然未大量进入公众和医疗行业从业人群的视野，但医疗纠纷刑事化的隐患和种子在暗中不断发芽生长，并非近期才凸现出来。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医患矛盾的持续加剧，医疗纠纷刑事化的步伐终将达到“高潮”。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医疗事故与刑事责任产生关联，医疗事故走向刑事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997-2007年，立法初期刑事类诉讼寥寥无几，处于平稳过渡期；2007-2009年，诉讼逐渐增加，患方逐渐开始借用刑事手段促进民事案件的解决；2009年至今，刑事案件比重逐年增加，患方从借用刑事手段解决民事案件演变为追究医方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而纠纷原因也牵扯了更多的社会因素。
1997年，医疗事故罪首次进入刑法，进行单独立法。李慧娟认为，1997-2007年的十年时间也可依据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管理条例》划分为前后两部分。1997-2002的五年间，“此时的医疗事故罪在司法上是科学的、理性的，符合立法原意、符合临床实践与行业特点以及符合医患双方基本利益的。既有刑事上的‘高压线’警惕作用，又不至于动辄将医生抓起来。司法上理解、把握与执行力度恰到好处。谨慎地对待医疗纠纷刑事化，这对最初立法的原意是把握到位的。”
2002年，《医疗事故管理条例》颁布后，迅速催化并触发了医患间的民事和行政争议，骤然间医患间诉讼与非诉讼量增加，但此时尚未引发刑事诉讼。2002-2007年的五年间，患方权益得到了保障，民事案件呈现爆发式增长，但发生医疗纠纷后，无论是进行民事协商还是民事诉讼都陷入了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维权依然很难，患方逐渐发现通过“闹”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这一因素触发了医闹现象越来越频繁发生。
2007-2009年，医患双方的基本利益逐渐出现了背离，从法律层面来讲，医疗事故鉴定的周期与鉴定的方式都不利于患方真正依法维权，因此造成了患方的反弹，逐渐演变成医闹、暴力的盛行。同时，也有一部分患者认为，医闹还需要承担风险，将医生抓到看守所的效果更好。于是，在2007年之后，更多的人采用刑事手段替代医闹，这也是对鉴定周期长、对审判效率低的替代选择。
患方群体逐渐发现比“医闹”效率更高的方法――以医疗事故罪告医生、告医院，通过刑事手段促进甚至使用要挟、敲诈的手段帮助其解决民事问题。此时医疗纠纷刑事案件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最主要的因素是患方借助刑事手段解决民事问题，并非真正企图将医生绳之以法，仅仅是将刑事诉讼权利当作了解决民事赔偿而采取的手段。
2009年至今，医疗事故刑事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医患双方在民事赔偿达成一致后，患方随即对医方以刑事的案例层出不穷。近两三年来，医疗事故纠纷有了更深远的社会背景，参与成分更加复杂化，不单纯是医患矛盾与医疗纠纷，其中也掺杂了更多复杂的社会因素。
那么医疗纠纷是否该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只要触及了法律的底线，达到了违法程度，就要依法处理。”李慧娟对此表示肯定，“医生没有法外之地，刑事风险的高压线还是要存在的。”
在常规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中，绝大多数秉承“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原则：在立案阶段，如果达到刑法立案的程度，多半院方存在着明显的民事过错，然而是否存在刑事责任，是需要进行审判的。但是往往在审判之前，有错的一方，比如医院、医生已经进行了赔偿，化解了纠纷。
正视法律漏洞并积极修缮
在“丁香园”有关“李建雪医生在此次医疗事故中是否严重不负责任？”的投票共有2276人参与，90%以上的人认为涉案医生的行为远没到“严重不负责任”的程度。
此次案件的书中对涉案医生所犯罪名有这样的描述：李建雪在抢救中“严重不负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不难看出，罪名的认定包含两个关键词：严重与责任。那么涉案医生到底符不符合“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
在2002年以前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对医疗事故责任的认定分为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两种：责任事故是指由于过于自信、疏忽大意而造成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因为经验上的不足而造成的事故。这一划分标准也是1997年将医疗事故罪纳入刑法的立法基础，明确界定了只有责任事故是“医疗事故罪”的主体，而技术事故是不追究的部分。然而2002年新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再细分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并称为医疗事故。这一变更并未考虑到1997年中国首次将医生这个职业设定单独罪名的立法原意。“自2002年起执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顾及刑法的立法原意，无形中扩大了刑法的使用范围。”李慧娟直击要害。
但是在医疗事故鉴定过程中仍旧区分技术与责任，分别归责为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医疗事故中的技术事故，比如医生技术的过失、经验不足，而非主观上过于自信与疏忽大意都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若将这两类概念混淆，扩大刑事惩罚范围，势必危害到医疗行业从业者的根本利益。
此次案件中一线医生在值班抢救过程中严格按照上级医生的指示，不存在抢救不力、观察不力的情况，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并不构成刑法层面界定的严重不负责任。李慧娟坦言，“整个医疗流程是多因一果的，造成这样的后果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个环节。”
浙江省台州医院院办主任、台州市医学会医学伦理与卫生法学学组副组长王耀辉认为：“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严重不负责任并导致严重后果的适用刑事立案。医疗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对医疗行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医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执业要求，对医院管理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课题。”
既然立法过程存在漏洞，是否该进行修法甚至是废除？在此案引发热议之际，大多数的医务工作者提议取消立法，呼吁豁免医生。对此，王耀辉表示：“医疗立法要结合行业实际情况，确立医疗行为底线标准，起到引导医疗行为良性发展的正面作用。司法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从严从紧控制，当然这把剑应尽量悬而不发。”
“现阶段可以考虑将医疗事故罪改为‘医疗责任事故罪’，使罪名更具合法性，避免罪名的扩大。”李慧娟如是建议。刑事“高压线”对医疗行为有约束与警醒作用，设立明确的法律条文并不代表一定会使用，也不意味着频繁使用，更不意味着不分清罪与非罪。
在李慧娟看来，患方将医务工作者以医疗事故罪送进监狱并不符合患方的基本利益。修改和完善医疗纠纷鉴定审判中的规定与流程，让患方放下“刑法”武器，选择正确的法律手段才是立法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倡导规范行医防患未然
李慧娟表示，我国1997年将医疗事故罪列入刑法并单独立法是值得赞成的。英美国家并未将医疗事故罪单独分类，而是划归在过失犯罪中来审判；我国台湾在此方面立法较全面和严格。从全球范围来看，不论是单独立法还是划归在其他法条内，都能够体现医疗行业特殊性、职业的保护。
“如果像现在这样，动辄就动用医疗事故罪，真的是扩大执行了法律，影响了医生的根本利益，没有安全感。仅仅因为技术上的失误，不光是赔钱、挨打还要进监狱，真的会导致人人自危。”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某科室主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在以往的案例中，以医疗事故罪被定罪的医生多半因为自身不规范操作，对风险的预见性、认知能力有限，甚至过于自信，造成严重的医方违规。”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陈方这样认为，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来说，要规范自身的医疗行为，流程上吸取教训，做到规范化行医，避免权责不明的情况发生。
针对不要将医疗事故入刑法的呼声。王耀辉强烈呼吁：“法律中需要有约束医疗行为的刑罚，通过立法设置高压线，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但是，要十分慎重、谨慎、严格地把握罪与非罪。”
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患方为了寻找更省事的法则，借助刑事手段达到民事目的，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不要认为即使医疗上有纰漏最多是赔钱，随着医患矛盾的不断激化，医疗纠纷已经演变成赔了钱还让你进监狱。”李慧娟强调道。
因此，医院应克服医院流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避免医院的员工有牢狱之灾，最大程度上降低团队受损、医院受损。医院管理者应提高警惕意识，在防范纠纷、避免医疗风险上，要考虑到一线医务人员的刑事风险。李慧娟表示，在这方面，我国很多医院的准备都远远不足。
发生纠纷之后的处理方法也是医院管理者需要学习和考虑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事情的走向。因为医疗纠纷的发生、发展并非从民事、行政再到刑事的线性变化，而是有演变的过程。那么如何让医疗纠纷朝着不发生、发生了将错误降到最低、发生之后将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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