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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做自己的英雄

【演讲稿】做自己的英雄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我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一些经历。首先,我申明一点,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尽了自己该尽的责,做好了自己的分内之事。如果真的要说英雄的话,那实际上我单位很多同事,他们都是英雄;医院里的许多医生和护士们都是英雄;那些把守小区、村口的各级防疫人员,他们也都是英雄。甚至一些关键岗位上的领导,也是英雄。这次疫情,让我有机会参与全县疫情防控的一些最高决策,让我深深了解到领导们的艰辛和压力。

对于这次“新冠”疫情,作为专业人员,我比大家关注得都要早,了解得都要多。早在2019年12月底,网络上还没有公开报道的时候,我就有朋友私下发微信给我,说武汉出现了“非典”病例。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轻信,事情需要进一步核实。毕竟“非典”已经远离我们快十七年了,近十多年来,没有再出现过。突然一下子说,“非典”又要来了,肯定需要慎之又慎。

到了2020年1月初,权威媒体开始公开报道了。虽然,那时候还声称,病原体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我明白,基本上就是冠状病毒。至于是不是和“非典”一样的病毒,还是一种新的病毒,那只能等待科研人员最终的检测判断了。

对武汉早期疫情信息的管控,使得我们专业人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包括我自己。特别是那句“有限的人传人,未来人传人的风险会很低”,让我认为这种冠状病毒基本会类似“高致病性禽流感”,尽管致死率很高,但人传人的风险很低,对整个人群的威胁并不会很大。这类疾病,对医院压力会大一点,对于我们疾病防控部门,压力会小一些。

可到了1月20日,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钟南山院士对媒体公开宣称病毒可以人传人,并且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了,我知道,事情不好了,“非典”又来了。事实证明,“新冠”比“非典”还难对付。

当初还担心大家知道是“非典”会引起恐慌,可哪里知道,这病毒比“非典”厉害多了。可见,担心、封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实事求是,科学应对,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我们金溪县在1月23日发现了第一例“新冠”病例。出现的时间在全市来说,算是早的。这归功于之前我们做的充分工作部署,使得这套监测报告系统特别灵敏,一旦有事情发生,就能够及时有效地上报上来。而我县的疫情,在全市仅次于临川区,想想临川区多少人口,我们金溪又是多少人口。按人口比例来说,我县疫情在全市应该是最严重的,就是在全省范围来看,我们也属于“疫情较重”的县区。

面对这么多的病例,这么严重的疫情,使得我县的防控压力特别巨大。上到书记、县长,下到普通干部职工,都能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而卫生部门,是这次战役的先锋和主力军,我们的疾控中心,又是卫生部门抗击疫情的核心部门。所有决策的制定和判断,有待于我们调查核实上报,才能为指挥部提供决策的依据。

在抗击疫情中,大家会非常关注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非常辛苦,压力也非常大,和我一起来到这里作报告的这位美丽白衣天使,朱护士,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但相比疾控部门来说,医院的风险是要大一点,但工作相对单纯一些,只要把病人治好,然后自己没有感染上,就算是成功了。而我们疾控部门不是这样的,医院一旦上报了一个病例,首先信息就反馈到我们这,我们要派人进病房调查病人、调查病人家属、询问经治医师、采样送样、判断病人是不是“新冠”还是其他疾病。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调查病人发病前十四天和发病后到医院就诊这段时间,到过哪些地方,接触过什么人。对病人接触的所有人员要进行分类判断,哪些人属于密切接触者,哪些人属于一般接触者。对于密切接触者怎么处理,对于一般接触者又怎么处理,这些人当中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该怎么办?我们还要在第一时间写好调查报告,送给上级部门和领导。往往一个病人后面,我们要调查上百人,这里面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县里不具备病毒核酸检测条件,一般收集好样本后需要立即送市里检测,早上采好就早上送,半夜里采好就半夜送,等回来的时候,往往是凌晨两、三点,而这时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也还在办公室里写报告,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接到电话,就要立马赶到医院调查,调查完就回来写报告。至于什么时候会接到电话,什么时候能写完一份报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反正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又得投入到新一天的战斗。我们单位不像医院实行“三班倒”,我们平时是上行政班,“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谁能替你,你的工作就是你做,今晚你加班,明天白天你还得继续上班。

除了调查写报告采样送样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消毒工作要做,对病人的家里和车辆等进行消毒,对集中隔离点进行消毒等等。

在病例高发的那段时期,我们整个疾控中心所有的人员全部编入“战斗”,但还是明显感到人手不足。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疾控的常规配置。那时还想从乡镇卫生院抽调一些防疫医生来,可能胜任的人实在有限,毕竟我们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也想到周围市县申请抽调一些人来,可那段时期,人家自己都自顾不暇,哪还会有人借给你呀。

我们整个单位从1月23日也就是年廿九,一直忙到三月底,形势才稍有所转机,压力才逐步缓解下来了。那时我们全天上班,手机二十四小时不关机,随叫随到。一日三餐也在单位,有的人甚至就睡在单位里。有些是因为忙到天亮,有些是实在没地方可去。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1月2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

前一天也就是23日,我们县报告了第一例“新冠”病例,因为是首例,发病年龄太小,当时判断是新冠的可能性不大,送的第一次样本,早上市里反馈的结果是阴性,大家都松了半口气,为什么说松了半口气呢?因为要连续两天采两次样都是阴性,才能排除。

上午在单位忙到十二点,中午就赶到乡下“过年”,我们陆坊人的风俗是中午“过年”。吃完午饭我就上来了,晚上准备一家人好好来看一下“春晚”,不到八点,就接到电话,说县人民医院报告一例发热病人,从武汉回来的,二十来岁,有些可疑。我听后,心里一震,职业敏感性告诉我,这个人十有八九就会是新冠。说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未曾想到新冠疫情就真的这么快降临到我们金溪。

我知道我这一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给两个女儿准备好了两个“压岁红包”,给了大女儿,小女儿睡着了,我就交代老婆明早给她。当迈出家门口的那一刻,我心里竟莫名涌出一种悲壮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疫情,也许此时我心里就有预感,这次疫情会与以往不同。

当我赶到县卫健委时,专家委员会成员基本都到齐了。听了县医院同志的简单汇报后,我立马插话说道,不用再讨论,支持的意见不用说,谁有反对就先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以新冠病例上报,并立即采样送样核实,我们马上派人去医院调查处置。

等忙完这些事,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发现平时放钥匙的地方有一个红包,是大女儿包给我的“压岁钱”,上面还写了一行字。第一次收到女儿的“压岁钱”,又是在这种时候,顿时我心里百感交集。

躺在床上,工作电话仍不断,还得随时关注单位微信工作群的信息,看送样的同志怎么样了,在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市里联系,询问检测情况。结果大出所料,23日调查的首例病例第二次检测是阳性,这就是意味着他就是新冠病人,我县真正的出现了新冠疫情!24日调查的第二例第一次是阴性,可有了前车之鉴,第一次阴性,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全新的“战斗”模式。说实话,那段时间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又没休息好,有些时间段我现在回忆起来脑子是一片空白,根本想不起来。

不记得是正月初一还是初二,有一次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我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回家吧,家里有家人,我和首例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虽然采取了正规的防护措施,但按规定我们这些调查人员也得隔离起来工作,可单位并没有联系好地方。我只有独自一人开车在路上徘徊,最后也只能回单位。在单位独处了好些时候,临到中午,那时单位还没有安排伙食,外面又没有吃的,又只得回家吃饭。

从那时起,回家后,我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与家人有接触。我小女儿特别缠我,每每她进我房间,我都会把她骂出去,搞得她有点摸不清头脑。我要求老婆这几天一定要把两个女儿送到乡下外婆家去住。因为老婆也是医务人员,我俩在家里住,但各自睡一个房间。我一般早上六七点钟离开家,晚上十一二点钟回来,将近两个月,我们也没碰上几面,说上几句话。

 

我们金溪县在1月23日发现了第一例“新冠”病例。出现的时间在全市来说,算是早的。这归功于之前我们做的充分工作部署,使得这套监测报告系统特别灵敏,一旦有事情发生,就能够及时有效地上报上来。而我县的疫情,在全市仅次于临川区,想想临川区多少人口,我们金溪又是多少人口。按人口比例来说,我县疫情在全市应该是最严重的,就是在全省范围来看,我们也属于“疫情较重”的县区。

面对这么多的病例,这么严重的疫情,使得我县的防控压力特别巨大。上到书记、县长,下到普通干部职工,都能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而卫生部门,是这次战役的先锋和主力军,我们的疾控中心,又是卫生部门抗击疫情的核心部门。所有决策的制定和判断,有待于我们调查核实上报,才能为指挥部提供决策的依据。

在抗击疫情中,大家会非常关注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非常辛苦,压力也非常大,和我一起来到这里作报告的这位美丽白衣天使,朱护士,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但相比疾控部门来说,医院的风险是要大一点,但工作相对单纯一些,只要把病人治好,然后自己没有感染上,就算是成功了。而我们疾控部门不是这样的,医院一旦上报了一个病例,首先信息就反馈到我们这,我们要派人进病房调查病人、调查病人家属、询问经治医师、采样送样、判断病人是不是“新冠”还是其他疾病。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调查病人发病前十四天和发病后到医院就诊这段时间,到过哪些地方,接触过什么人。对病人接触的所有人员要进行分类判断,哪些人属于密切接触者,哪些人属于一般接触者。对于密切接触者怎么处理,对于一般接触者又怎么处理,这些人当中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该怎么办?我们还要在第一时间写好调查报告,送给上级部门和领导。往往一个病人后面,我们要调查上百人,这里面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县里不具备病毒核酸检测条件,一般收集好样本后需要立即送市里检测,早上采好就早上送,半夜里采好就半夜送,等回来的时候,往往是凌晨两、三点,而这时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也还在办公室里写报告,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接到电话,就要立马赶到医院调查,调查完就回来写报告。至于什么时候会接到电话,什么时候能写完一份报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反正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又得投入到新一天的战斗。我们单位不像医院实行“三班倒”,我们平时是上行政班,“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谁能替你,你的工作就是你做,今晚你加班,明天白天你还得继续上班。

除了调查写报告采样送样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消毒工作要做,对病人的家里和车辆等进行消毒,对集中隔离点进行消毒等等。

在病例高发的那段时期,我们整个疾控中心所有的人员全部编入“战斗”,但还是明显感到人手不足。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疾控的常规配置。那时还想从乡镇卫生院抽调一些防疫医生来,可能胜任的人实在有限,毕竟我们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也想到周围市县申请抽调一些人来,可那段时期,人家自己都自顾不暇,哪还会有人借给你呀。

我们整个单位从1月23日也就是年廿九,一直忙到三月底,形势才稍有所转机,压力才逐步缓解下来了。那时我们全天上班,手机二十四小时不关机,随叫随到。一日三餐也在单位,有的人甚至就睡在单位里。有些是因为忙到天亮,有些是实在没地方可去。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1月2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

前一天也就是23日,我们县报告了第一例“新冠”病例,因为是首例,发病年龄太小,当时判断是新冠的可能性不大,送的第一次样本,早上市里反馈的结果是阴性,大家都松了半口气,为什么说松了半口气呢?因为要连续两天采两次样都是阴性,才能排除。

上午在单位忙到十二点,中午就赶到乡下“过年”,我们陆坊人的风俗是中午“过年”。吃完午饭我就上来了,晚上准备一家人好好来看一下“春晚”,不到八点,就接到电话,说县人民医院报告一例发热病人,从武汉回来的,二十来岁,有些可疑。我听后,心里一震,职业敏感性告诉我,这个人十有八九就会是新冠。说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未曾想到新冠疫情就真的这么快降临到我们金溪。

我知道我这一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给两个女儿准备好了两个“压岁红包”,给了大女儿,小女儿睡着了,我就交代老婆明早给她。当迈出家门口的那一刻,我心里竟莫名涌出一种悲壮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疫情,也许此时我心里就有预感,这次疫情会与以往不同。

当我赶到县卫健委时,专家委员会成员基本都到齐了。听了县医院同志的简单汇报后,我立马插话说道,不用再讨论,支持的意见不用说,谁有反对就先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以新冠病例上报,并立即采样送样核实,我们马上派人去医院调查处置。

等忙完这些事,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发现平时放钥匙的地方有一个红包,是大女儿包给我的“压岁钱”,上面还写了一行字。第一次收到女儿的“压岁钱”,又是在这种时候,顿时我心里百感交集。

躺在床上,工作电话仍不断,还得随时关注单位微信工作群的信息,看送样的同志怎么样了,在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市里联系,询问检测情况。结果大出所料,23日调查的首例病例第二次检测是阳性,这就是意味着他就是新冠病人,我县真正的出现了新冠疫情!24日调查的第二例第一次是阴性,可有了前车之鉴,第一次阴性,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全新的“战斗”模式。说实话,那段时间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又没休息好,有些时间段我现在回忆起来脑子是一片空白,根本想不起来。

不记得是正月初一还是初二,有一次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我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回家吧,家里有家人,我和首例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虽然采取了正规的防护措施,但按规定我们这些调查人员也得隔离起来工作,可单位并没有联系好地方。我只有独自一人开车在路上徘徊,最后也只能回单位。在单位独处了好些时候,临到中午,那时单位还没有安排伙食,外面又没有吃的,又只得回家吃饭。

从那时起,回家后,我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与家人有接触。我小女儿特别缠我,每每她进我房间,我都会把她骂出去,搞得她有点摸不清头脑。我要求老婆这几天一定要把两个女儿送到乡下外婆家去住。因为老婆也是医务人员,我俩在家里住,但各自睡一个房间。我一般早上六七点钟离开家,晚上十一二点钟回来,将近两个月,我们也没碰上几面,说上几句话。

 

作为单位分管疫情处置的副主任,我管的事情很多,大事小事,有些需要上传,有些需要下达,有些需要分析决断。记得那段时间,总有开不完会,接不完电话,处理不完的事情,一天一两百个电话是常有的事。

记得1月27日,有四个密切接触者检测呈阳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县一下子就增加了四个病例,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工作量猛增。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要去县长办公室汇报当天的情况,研判形势,决策明天的工作重点。当时全县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疫情防控展开的。我不知道外面普通人每天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要求大家都呆在家里不要出去,假期一再延长。

那时经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到家里,回来后也不能立即休息,仍然是电话不断,信息不断,一直都会有事情要处理。往往接电话接到后半夜,就睡不着。夜深人静的时候,睡不着就会胡思乱想,就会思考这场疫情,思考自己的职业,思考人生。基于当时对这种疾病的认识,担心和害怕是必然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英雄都不是天生的。那时就会常想,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这一行,就特别羡慕其他职业的人,躲子家里闭门不出,就是为疫情做贡献。而我们呢,却要逆行而上,哪里有疫情,哪里有危险,我们就要冲到第一线去。当时我就非常理解战士上战场的心情,就跟他们是一个样。想想大家一直以来都过着太平的生活,一下子突然要上战场了,那会是怎样的心情。我真的切身体会到那句话: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发生战争的时候,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出现火灾的时候,是我们的消防官兵。出现疫情了,就轮到我们这些医疗卫生卫生人员了。

    事实上,我们疾控部门,就类似于军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只不过这次战役惨烈程度超过以往,我们医务人员伤亡风险很大,我们身边,就有医务人员被感染了。当时防护装备十分紧缺,到处充满了劣货假货,对于这些东西,我一眼就能看出防护效果。说实话,对那些装备,我心里真没底。现在想来,可能觉得没什么,当时真的每一天都会有上战场的悲壮感。有时忙到很晚回来,看到空旷的大街,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人,所有的店面门都关了。早上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艳阳高照,可一路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点生气。那时这种感觉就会特别强烈。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也经历过几个阶段的心理变化历程。最初是疫情还没来时,我们要做大量的前期部署工作,就觉得快大过年的,整天加班实在烦人。后来疫情真正的来的时候,觉得春节不放假,天天上班无所谓,不要因为工作感染到病毒就好了。等感染风险变小时,又认为等疫情结束时,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就可以了。当时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次疫情,对医务人员追责是特别厉害的,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有些有道理,有些根本就是乱来,特别是对我们疾控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有时报告里的一个疏漏,就能引来上级部门的调查。搞得那段时间,大家人心惶惶。但是没有办法,即使这样,工作还得继续做,报告还得继续写。

我虽然是单位疫情处置的分管领导,但一些具体的事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场合,重要的环节,我都会身先士卒,现场协调指挥。比如对首例病例进行的现场调查,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谁都没有见过,我必须带领大家去现场,只有这样做,才能对队伍有号召力,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把工作做好。遥控指挥是做不好工作的。

调查回来后,我还要召集大家开疫情研判会,指导队员如何写报告,审核报告,修改报告,上报报告。分派消杀队员去消杀,如何消毒,注意事项等等。日常还要配合县里和委里对两个集中隔离点的管理,指导他们如何开展工作,派人去消毒,进去的人要有告知通知书,到时间放出去的人需要开解除通知书,甚至什么人进去,什么人不需要进去,都得我这边提出意见来。

连续半个月的高强度工作,给我身体带来明显的不适。其实我这个人体能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平时爱好跑步,还经常参加马拉松比赛。但我有一个最大不足之处,就是睡眠问题。我不能不睡觉,白天累点辛苦点不要紧,但晚上在十二点钟之前必须得睡觉,如果过了十二点,我就睡不着。以前如果一晚没睡好,没有三天恢复不过来。现在已经连续半个月都没睡好,我完全吃不消了。我以前不相信会累死人,现在我终于知道,真的会这样。因为有时不光是累,还有压力、担心、恐惧,全部都夹杂在一起,没有强大的抗压能力,有的人真的会吃不消。所以有时候我挺佩服我吴主任的,将近快六十岁的人,天天和我们熬在一起,虽然也累得疲惫不堪,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倒下来就能睡,随时可以把觉补回来。而我只要错过了睡觉时间,就怎么补也补不回来。

没休息好,压力大,天天早上吃方便面,喉咙痛,胸痛随之而来。我担心心脏会不会出问题,于是就到做心电图,还好心脏没什么事,估计还是胃的问题。

当我熬不住的时候,领导让我回家休息半天,我想想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回家吧,也只有我一个人,连饭都没得吃,就在车上躺了一两个小时,过后又接到电话,也只有回办公室继续工作了。

幸好到了2月8日之后,就没有再报告新发病例了,工作压力有所缓解,我想如果我们金溪再报告五例病例,我估计就撑不住了。

 

到了三月底,我县的防控压力有了明显的缓解,偶得空闲时,也会想念我的小女儿,前段时间根本就没时间想。一个多月没见到她,很想她。这期间,我深夜开车去过乡下一次,给她们送口罩。我门也没进,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回来了。那时也不能见她,甚至我们这些医务人员进村,都不被允许,我是绕了很难走的山路才到的,还差点把车陷在泥坑里。

两个孩子终于回来了,当我回家戴着口罩见到小女儿时,她硬是认不出来,还有些害怕,吓得躲在她妈妈后面。也许好久不见,她快把我忘了,也许是她外婆平时为哄她,说爸爸身上有“病毒”,把她给吓着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和我熟悉起来。

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许许多多医务人员身上,我只是他们当中很普通的一员。这么大疫情,有多少人都一直战斗在一线。我们的防控措施接近战时状态,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进入自己的小区还得通行证,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资料显示,新冠疫情是近一百年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事件,直到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除,战斗仍在进行中。

作为社会的一员,一类工种,我觉得做好本职工作,配合好政府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就非常了不起,就是英雄。要求居家不出去,就不要出去,就是为疫情防控做贡献。老师教好书,学生把成绩搞好,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好自己的事,同样了不起。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你就是自己的英雄。

做自己的英雄,从尽职尽责做起!我相信,如果社会全体人员都做好了自己的事,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

我坚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共同努力,我们必将战胜疫情,一定能回到像以前一样的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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