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毛泽东的家书

王颖

字数:3432

      编者按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书是党的珍贵档案资料，寄托了他们深沉的家国情怀、优良的家风传承、至深的亲情眷恋。学习时报专栏“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书”刊发一组文章，分别介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的家书故事。

　　毛泽东在繁忙工作学习之余曾写过很多家书，与亲人们沟通交流、传情达意。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毛泽东家书就有100多封，写作时间最早追溯到1915年，最晚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家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廉洁自律、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襟和崇高风范，是我们走进毛泽东情感世界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的家书字里行间充满爱，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情感丰富、平易近人、细腻温柔的真实毛泽东。他孝敬父母，感恩长辈，疼爱子女，关心远近亲戚……将热烈真挚的爱给予亲人。
　　在毛泽东早年给七舅父文正兴、八舅父文正莹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母亲、对舅家的深厚感情。1918年8月，毛泽东准备去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心中却又牵挂着母亲的病患。在给两位舅父的信中写道：“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从毛泽东给子女的家书中，又可以看出他的拳拳爱子之心。1938年3月，已与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分别10年的毛泽东，看到兄弟俩托人从苏联带回的信与照片，激动得当即回信：“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喜欢。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健康、愉快与进步！”1948年，毛泽东收到分别了多年的女儿李敏从东北的来信，立即用加急电报回信：“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1951年1月，女儿李讷生病了，毛泽东在百忙中写了封短信：“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作为父亲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对于亡妻和岳家，毛泽东有情有义、不忘旧恩。1962年，毛泽东的岳母也就是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去世，毛泽东给妻兄杨开智发去电报表示哀悼，并寄去五百元钱，电报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在家书中还十分关心亲友的生活困难，常常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他们。比如，堂弟毛泽连患有眼病脚病，家境贫寒，1952年母亲死后无钱安葬，写信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获悉后，给房兄毛宇居写信，“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均属旧币，旧币1万元=新币1元），并附信告诫“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立志奔前程，为社会做一番事业
　　毛泽东在给子女、晚辈的家书中，除了表达关爱，更多的是与他们谈立志励志，谈读书学习。平等交流，循循善诱，一封封家书充分反映出毛泽东的家风家教，堪称典范。
　　毛泽东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树立远大志向、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1947年10月，他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这段话意味深长。毛岸英将其工整地抄写在笔记本扉页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且一直珍藏着这封信，直到牺牲。
　　在毛泽东看来，年轻人只有立下远大志向，才能战胜眼前的困难，摆脱生活琐事的干扰，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1960年1月，毛泽东勉励大病初愈、学业遇阻的大儿媳刘思齐，“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1962年6月，毛泽东写信给二儿媳邵华，“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
　　毛泽东希望子女自强自立，培养锻炼坚强的意志。1958年2月，女儿李讷生病做手术。毛泽东在给女儿的家书中说：“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毛泽东还抄录了唐朝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的一首诗给李讷。言辞之中，饱含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关爱和鼓励。
　　和天下的父母一样，毛泽东重视子女的读书学习，他在家书中经常勉励子女多读书，并给予指导。1939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1941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具体谈到读书的内容：“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1959年12月，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历史系，感觉大部头的著作阅读起来有压力，她就给父亲写信谈读书的苦恼。远在杭州的毛泽东给女儿回信说：“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毛泽东不仅将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传授给女儿，还以自己的读书计划和实际行动为女儿作出示范。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对亲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始终坚持原则，严格要求亲人，常常在家书中提醒亲人不能有特权思想，哪怕只是发现问题的苗头，也会一针见血而又亲切坦率地指出来。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收到妻兄杨开智的来信，信中提出要进京见妹夫，并希望谋一份好工作。杨开智是烈士杨开慧的哥哥、烈士杨展的父亲，在艰难岁月里曾多次帮助毛泽东一家。然而，向来感恩重情的毛泽东这次却显得格外严肃，他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为防止杨开智打着自己的旗号找当地领导，毛泽东又同时写信给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1950年，表兄文南松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的要求。在此以前，文运昌本人也给毛泽东接连写了好几封信。毛泽东于5月12日给文南松回信，正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类似这样婉拒亲人不合理要求的家书还有很多。如毛泽东对远房叔父毛贻华说，“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对表兄文涧泉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等等。
　　毛泽东对自己的子女更是经常教育引导，防微杜渐，严禁特殊化。1941年1月，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毛岸青：“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1957年8月，毛泽东给刘思齐回信谈到她转学问题时，写道：“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毛泽东在家书中向子女反复强调，要时刻注意身份和影响，不能搞特殊化，靠父亲的影响去为自己谋利益。
　　毛泽东有着和普通人一样对亲人真挚的爱，不同的是，他跳出家庭的范围，把对亲人的爱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紧紧联系在一起。早在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的回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初衷：“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毛泽东的家书正是崇高家国情怀的具体生动反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蕴涵着丰富深厚的家教家风，是一代伟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一封封家书的墨迹会愈久弥香。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编审）

之二：

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周恩来的家书

毛胜

字数:3553

     俗话说，见字如面，见信如晤。尽管时隔多年，但我们今天静心阅读周恩来的家书，仍然可以真切感受到他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点。特别是家书中所体现的对革命真理的探求、与革命伴侣的浪漫、给革命晚辈的嘱托，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周恩来的思想、作风和革命情操，让人深受感动与教育。
    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
　　青少年时期，周恩来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采取各种方式了解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通过比较来选择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给表哥陈式周写了一封长信，畅谈自己旅欧以来探求救国之道的体会和收获。他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他看来，这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另一种是英国的做法，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至于这两个方案，哪个更适合于中国，他尚无定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他还明确表示，“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为了进一步比较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周恩来到英国深入考察工人运动情况，围绕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9篇通讯，并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2月23日，周恩来再次致信陈式周，结合最新的考察和研究，指出，“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多多矣”。
　　从周恩来写给表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到欧洲后，将探求解决社会问题指导放在全部活动的第一位。经过认真的推求比较，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从而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
　　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中，一起加入了进步团体觉悟社。旅欧期间，他们鸿雁传书，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周恩来曾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并在上面写下“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的革命誓言。1925年在广州结婚后，他们成为心心相印的伴侣，更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1947年3月，国民党纠集重兵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邓颖超随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领导全国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等工作。当年9月29日，正值中秋佳节，周恩来在月色下给邓颖超写信说：“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假使你正在作农村访问，那你一定是忙着和农家姑嫂姊妹谈心拉话；假使你正在准备下乡的材料，那你或有可能与中工委一起过一个农村秋节。不管怎样，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继而幽默地说：“大反攻已开始，事情会一天天忙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比初离延安时忙了许多。六个月中我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黄河边，又未看见长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汉，相差又只有几里路，你说怪也不怪。”信的最后，周恩来深情地写道：“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像这样的家书还有很多，真实记录了他们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岁月情深。
　　革命时期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如此。1954年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始终全神贯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终于促使会议取得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得到缓和。会议期间，邓颖超托中国信使捎来周恩来喜爱的海棠花，后又捎来装在袋里的一片红叶，袋面上写着：“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红叶的衬纸上写着：“枫叶一片，寄上想念。”6月13日，周恩来回信说：“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这封家书背后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者的爱情既有夫妻间的关心爱护，也融入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大爱。
　　也正因为这种革命者才能拥有的浪漫，周恩来和邓颖超家书中“望你珍摄，吻你万千”“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等言语，不仅体现了伉俪情深，也激励他们相互扶持、并肩前进。1959年3月18日，正为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忙碌的周恩来，心里仍惦念着在外地养病的邓颖超。当晚，他在信中这样倾诉自己的心声：“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不靠关系自奋起
　　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对家属亲友的要求极为严格。1946年6月，四哥周恩夔得知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特意从扬州赶到中共代表团居住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接待了四哥夫妇，但对他介绍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绝。在写给四哥的信中，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理有固然，宁庸回恋。惟人生赖奋斗而存”，“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可以说，严于律己、秉公用权，是周恩来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则是他对亲友特别是晚辈的殷殷嘱托。
　　新中国成立后，更多的故乡亲友给周恩来写信，希望利用他的总理身份，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敏锐察觉到旧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影响的严重性，立即划出红线，提出明确要求，这就是今天写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展板上的“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还特意嘱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这和“十条家规”犹如告亲友的公开信，对于守住亲情关，教育亲属晚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抓好家风建设，周恩来不仅提出具体要求，而且时刻严格监督，一再叮嘱亲属晚辈不要享受特权，而要艰苦奋斗，即便是取得进步，也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周恩来的堂侄周尔均在部队被批准入党，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周恩来和邓颖超。1954年1月，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了回信，在表示祝贺的同时，要求他今后努力做到三个必须：“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地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尔均等晚辈越发感受到周恩来对他们的严格要求饱含着殷切期望，“看似无情胜有情”，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学习时报》2023年1月20日第1版

之三：

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刘少奇的家书

杨志强

字数:2950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刘少奇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写给亲属和家人的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书信，虽也讲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但谈得更多的是学习成长和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体现了一个伟人的家国情怀。这些家书，微言大义，语重心长，谆谆嘱托，催人奋进，既反映了刘少奇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也彰显了他把家庭教育融入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作风建设的精神风范和高超艺术。今天，阅读这些书信，仍很有启迪意义，令人深思。
　　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
　　刘少奇很注意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严格要求亲戚和家人。他常说，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他曾对来北京找他办事的亲戚们说：“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他对来信要求给予照顾的姐姐刘绍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提出了要求。刘绍懿是刘少奇的二姐，比他大两岁，在生活上一直跟他关系不错，后来嫁入地主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实施减租退押政策，她的家庭受到影响，失去优渥条件，需要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刘绍懿认为，要是在过去，亲弟弟做了大官，自己理应跟着进京享福，如今却没有占到便宜，不免内心怨气。她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抱怨道：“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1950年5月2日，刘少奇给姐姐回信，希望她适应新社会，好好改造自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信中，他希望姐姐改变旧社会那些错误的旧观念，转变立场，懂得在新社会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道理，“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他们是养活你们及其他许多人的大恩人，你应该尊敬他们”。他要求姐姐遵守政府的法令，“必须老老实实照办”“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为了消除姐姐的封建落后思想，刘少奇提出，“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你以前那些错误的老观点，应完全改正过来”。他在信中还要求大姐和两个哥哥同样要“自己作田吃饭”。刘少奇的回信，使家乡人民和刘家亲属很受触动，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廉洁自律、公正无私的共产党人光辉形象。
　　培养自己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的人
　　刘少奇教育孩子们要立大志，具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自觉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促进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长子刘允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期间，刘少奇多次给他写信，嘱托他“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他学业即将结束时，刘少奇又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工作，“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刘允斌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成归来后，在第二机械工业部从事核工业研究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刘允若是刘少奇的二儿子，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期间，因为一些原因，想转学转系。针对刘允若的思想问题，刘少奇认为，允若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即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为此，他多次给允若写信，耐心劝导，希望他：一是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牢记“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同时“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批评”，有“中国古人所说的‘闻过则喜’的态度”。二是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愿望、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愿望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你应该下决心成为这样一种人，决心改造自己，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经常注意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有错误立即改正，否则，你将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三是要树立“为人民而学习，为人民而工作的观点”“学会一门本领以便为祖国服务”。这样，才能“培养自己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的人”，“不要辜负祖国和我们对你的期望”。
　　刘维孔是刘少奇的侄孙女，1957年从北京实验中学毕业后，未考上大学，听从刘少奇的建议回老家湖南省宁乡县务农。回乡前，刘少奇和她谈话说：“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解放全人类的决心和毅力”，希望她“去掉资产阶级思想”，“服从祖国需要”，回农村工作，“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1958年5月29日，刘少奇给刘维孔回信，“你应当抛弃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下定决心，同劳动人民一道，在你们的手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今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你们应当有这样的大志气”。
　　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
　　刘少奇重视孩子们政治上的进步和思想认识的提高。他认为，青年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求得进步”“才会有好的发展前途”。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其间，正逢上中学的女儿刘平平14岁生日。5月9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写信给平平，祝贺她14岁生日。刘少奇在信中写道：“我们希望你在满十四岁以后，认真地考虑一下：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我们希望你能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现在学习要认真、刻苦，热爱劳动，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人民和集体，可以有所牺牲，并且注意锻炼身体。将来，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从现在开始，你就要以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共青团员应做到的事，你都要做到。”
　　为了帮助孩子们进步，刘少奇在信中经常引用经典著作、名人名言和伟人事迹，鼓励他们成长。如引用马克思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一切事的开头总是困难的”来说明要勇于克服学习上的困难，解决各种矛盾。引用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说明要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肯于为别人的事情吃亏。指出“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会妨害，只会帮助他们后来成为政治家、文学家和党的领袖”的事例，说明不只需要学好一门专业知识，而且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这样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有好处。
　　刘少奇经常给孩子们推荐报纸上登载的时事新闻和好文章，使他们及时了解党的政策，掌握理论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1956年2月1日，刘少奇致信刘允若时，附上登载有毛泽东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报纸。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刘少奇勉励刘允若“响应主席的号召，快些学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参加祖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刘少奇研究处二级巡视员、研究员）

《学习时报》2023年1月30日第1版

之四：

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朱德的家书

左智勇

字数:3226

     朱德高度重视培育良好家风家教，他的家书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映照着他坚定的革命初心，高尚的家国情怀，向上的家庭追求，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
　　朱德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但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家庭的理解与支持。1909年，怀着“非得救国不可”的信念，朱德投笔从戎，远走云南。此事遭到家里的强烈反对。出发时，他并未以实情告知亲人，只告诉他们是到成都去读书，“等到后来到了云南，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知道我在成都和一些同学会合同路去云南”。这封家书让家里人逐渐认可了他的选择。朱德说：“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远走云南之后，朱德就再没回过家。1919年，他将父母接到泸州短暂生活。此后，家书再次成为联系双方的主要途径，而“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一直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才能重新和家里通信。朱德说：“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1943年，朱德收到侄儿的来信，说朱德母亲身体不如之前康健，“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朱德“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悲伤之际，他说，“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他坚定地表示：“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
　　如果说朱德通过家书做到了与父辈的共鸣，那么他写给前妻陈玉珍的家书则全面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理想追求、崇高的家庭观念和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1917年6月，朱德与陈玉珍结为夫妻。之后，因为战争原因，一直聚少离多。“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再能回到家里去了。”而在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他们连通信都被迫中断。1937年，朱德于9月5日、9月27日和11月6日三次致信陈玉珍，进行了全面的沟通。
　　朱德十分关心长辈的生活，他请求陈玉珍，“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当他得知“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内心十分不忍，他告诉陈玉珍，“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之后，当他从外甥那得知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经济非常困难时，他不得已致信同窗好友戴与龄，借二百元寄到家中，赡养老母。
　　朱德向陈玉珍毫无保留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他进一步表示，“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朱德清晰地阐明了他如何看待革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坚定地表达了自己要为大家而舍小家的精神境界。他说，“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
　　朱德还在信中表达了对后辈子女的殷切期望。他说：“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朱德始终严格自律，也时刻严格约束家人，切实做到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
　　朱德的家书也谈到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朱琦和女儿朱敏。朱德十分关心的是他们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通过家书教导孩子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儿子朱琦于1948年转业到铁道部门工作。朱德嘱咐他必须服从组织分配，不要任何特殊照顾。后来，朱琦被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先当练习生，后当火车司炉工和司机。1965年，朱琦在一个基层单位蹲点，写了一份调查材料，寄给了朱德。4月9日，朱德给朱琦写回信说：“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他批评朱琦，“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信的最后，他明确告诉朱琦：“今后工作要求在现场工作，使你更进步才不会掉队。”在朱德的指导下，朱琦一辈子都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女儿朱敏于1941年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朱德非常关心她的学习和工作，希望她能学好本领回国参加建设。1943年10月28日，朱德给朱敏写了一封信：“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些建国事业为是。”殊不知此时的朱敏同儿童院的部分儿童被纳粹德国送进集中营做苦工，直到德国投降后才重新回到儿童院。因此，这封信辗转了几个月后，盖着“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戳子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1951年，朱敏放暑假回家探亲，才第一次看到这封父亲写于八年前的家书。朱敏说：“当我读了这封信后，深深感到，父亲希望我能学到真本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心情是多么深切啊！”这些父亲在信中的嘱托与期望，她从未忘记。在1953年学成归国后，朱敏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始终没有离开教育战线。朱德以身作则，带头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给孩子讲好了他们的“人生第一课”，帮助他们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朱德对后辈子孙十分珍爱，但绝不溺爱。他多次对孩子们说：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家书，也成为他培养孩子们的重要方面。
　　1969年，外孙刘建初中毕业。朱德鼓励和支持他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务农。他对刘建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在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他挑不动猪食，经常把泔水洒在身上。一生气，他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要求回北京。朱德知道此事后，马上给他写了回信，严肃地教育他：应该很好地在农村锻炼。朱德还语重心长地批评他躺在了父母的功劳簿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聪明也会变成傻瓜。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没有做过的事学会了，简单的头脑就会充实丰富的知识，心胸宽广了，革命意志更坚强。刘建回忆说，这封信“像火把照亮了我的心田，我顿时感到心里豁亮了”。遵照朱德的教导，刘建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的不正确想法，工作积极了，热爱本职工作了，思想、工作、学习都有了进步。朱德严格要求后辈子孙，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观念，为全社会作了表率。
　　朱德的这些家书，虽然面对着不同的对象，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它对于新时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朱德研究处处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秘书长）

《学习时报》2023年2月1日第1版

之五：

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邓小平的家书

蒋永清

字数:3289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家书是亲人们沟通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邓小平性格内向深沉，言谈直率简练，没有写过太多家书，但穿过岁月的蒙尘，阅读他留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家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浓浓的家国情怀。
    （一）
　　目前所知邓小平最早的家书是他19岁时写给父母，坚决要求退婚的信件。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邓小平感到：“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他认为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投身革命斗争，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3年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在这一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熏陶的邓小平致信父母，要求解除幼年定下的“娃娃亲”。1926年1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邓小平写道：“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由于邓小平的坚持，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做“亲家”唐家的工作，最后，邓小平“娃娃亲”的对象唐氏由邓家置办嫁妆，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了。
　　除了要求退婚，邓小平还在家书中表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不能回家了。这种言论，在旧中国封建思想浓厚的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用邓小平弟弟邓垦回忆的话来说，邓小平一是要求解除“娃娃亲”，二是告诉家人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这几封家书，对于希望邓小平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家人冲击很大，而对于19岁的邓小平而言，这些文字的背后，真实地吐露出他对革命的满腔赤诚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二）
　　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相伴58年，却鲜少用书信交流情感。早在1939年8月，邓小平与卓琳结为革命伴侣的第四天，邓小平就因为战事匆匆赶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卓琳则留在后方的八路军总部。在夫妻离别的日子里，新婚的卓琳渴望多了解丈夫一些，便向邓小平抱怨道：你是不是要经常给我写信？邓小平不解风情地问：我写什么？卓琳“开导”地说：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邓小平开玩笑地说：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再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寄一份。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卓琳只好放弃了索要家书的“奢望”。
　　虽然邓小平未曾给卓琳写过浪漫的家书，但在1976年6月邓小平给卓琳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饱含的深情与惦念不比长长的家书少。
　　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陷入政治困境，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7日下午，邓小平、卓琳二人被转移至东交民巷17号，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其后，卓琳因角膜溃疡住进301医院，二人不得已分开，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夫妇唯一一次分开。住院期间，卓琳十分牵挂邓小平的安危，她给邓小平写下便条，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6月10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并转报毛泽东、党中央，提出同孩子们同住、或者首先允许他们来看望的要求。次日，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来信请求。得到这个好消息的邓小平立即给还在医院的卓琳写了一张便条：“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风雨飘摇的境遇沉浮中，爱与家的温暖最能给予人力量与信心。这封不过几十字的“家书”，是邓小平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纸短情长，不言自明的是这对相伴相依的夫妻，对彼此最深刻的了解与最默契的关爱。
    （三）
　　1969年，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很少写家书的老人为生活和子女问题给中央写了十来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时期，党组织是邓小平最可信赖的亲人，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他提笔向亲人倾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对邓小平说有事情找汪东兴，所以邓小平的这些信都是写给汪东兴的，由汪东兴转给毛泽东。
　　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跳楼以示抗议，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截瘫，留下终身残疾。到江西后，邓小平十分牵挂留在北京的儿子治病问题，不断给中央写信求助。
　　1970年10月17日，因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来南昌同父母一起生活，考虑到医疗条件，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恳切希望儿子能留在301医院继续治疗。虽然在邓小平的要求下，送邓朴方去江西一事暂时作罢，但不久后，邓朴方还是从301医院被遣送至北京市社会救济院，且身边无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心急如焚，于1971年2月3日致信汪东兴，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从此，邓小平和卓琳在工厂劳动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看邓朴方的责任。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振作起来，时常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拿给儿子看，帮助邓朴方鼓起生活的勇气。邓小平还鼓励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于1972年4月22日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谈起邓朴方的治疗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随后，中央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住院治疗，至此，邓小平夫妇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远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为孩子治病、上学、工作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拿起笔，一封一封地给中央写信，这固然是一个父亲对子女、对家庭的牵挂与爱护，同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中央保持一线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些信中，他反复表达了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与坚定，多次提出“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就再没有写过家书。人们常说，邓小平的文章是说出来的，不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遇事总是先在头脑中缜密构思、深入思考，然后一气呵成、出口成章。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几乎不用修饰就是一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语言流畅的经典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1月3日，89岁的邓小平同孙辈们的一次聊天可以视作他晚年的一封重要“家书”。
　　晚年的邓小平很喜欢和儿孙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这次聊天中，邓小平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无愧，他对聚在一起的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望着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他的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他总结勤工俭学的经验就是“锻炼”二字：“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
　　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念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以责任和担当托举起大写的人生。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编审）

《学习时报》2023年2月3日第1版

之六：

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陈云的家书

唐国军

字数:3499

      陈云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同时，他又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与父兄、爱人、子女、晚辈们相处融洽，是活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大丈夫。在他的身上，“小家”和“大家”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捧读陈云为数不多公开的家书时，尤其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些家书，既饱含着浓浓情谊的“小爱”，更蕴藏着胸怀天下的“大爱”，展现出老一辈革命家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
　　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一句豪迈的“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出自陈云给夫人于若木的长兄于道泉的家信中。
　　1938年3月，陈云在延安与于若木结婚。1939年5月，两人分别给于若木远在英国的长兄于道泉写信。在陈云的信中，作为因战乱而尚未有机会谋面的妹夫，他向长兄介绍了自己的出身以及与于若木的相识相知，写道：“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毕业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七年有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于若木原名——编者注）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三十五岁。”于若木在信中，也特别介绍了她和陈云的婚事和对陈云的认识，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这些话，是陈云和于若木婚后一年时彼此认识的真实写照。在后来的50多年里，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也正是基于对彼此笃定的认识。
　　陈云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也向身在海外的长兄介绍了他们很关心的国内抗战形势。他写道：“我们还没有达到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形势，但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上受更大限制，战争将转变到不利于日而有利于我的局面。抗战胜利还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奋斗，今后几年恐怕会更困难，但我们可以渡过困难。”在信的结尾，陈云还站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向侨居海外的长兄作出保证、请他放心：“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爱国也爱家，融爱国于爱家之中，这正是陈云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陈云接到战友陆铨的儿子陆恺悌来信，他很快就写了回信，既表达了对晚辈的爱惜之情，又严肃地表达了长辈的训导之意，以帮助其更好地成长、少犯错误。
　　一方面，陈云的书信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陆家几代人的深厚情谊。他写道：“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陈云尤其回忆起陆家长辈在革命危难之际对革命的信念和匡助，表达了强烈的念旧之情：“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另一方面，面对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陈云又以长辈的身份告诫陆恺悌和像他这样的革命后代，千万要摆正位置，摈弃“功臣”和“功臣子弟”的错误念头，不要重蹈“李自成”的悲剧。他以严厉的口吻写道：“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陈云对晚辈既爱护又告诫的心意，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呼应，乃是陈云在借家书之机阐发国家兴衰存亡之道，大有深意。
　　我万分欢喜，你要学习和看书了
　　1970年陈云因战备被疏散到江西时，收到女儿陈伟华寄来的表达求知若渴的信，在他给女儿的回信中写下“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流露出一位父亲在看到女儿萌发好学之心时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之情。
　　陈伟华是陈云的二女儿，当时正在北京怀柔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刚刚涉足社会的她，头脑中有许多疑问想弄明白，“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于是她提起笔来，给远在江西南昌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学习的热望。
　　陈云收到女儿的信后，感受到了女儿热烈的向学之心，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回信，极为细致地向女儿传授了“怎么学”和“学什么”：学习态度上，要“坚持下去”，“每天挤时间学”；学习的重点是“唯物论辩证法”，因为“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学习的内容上，列出了一张具体的“书单”，一是要通过读报掌握“国内国外的大势”、打好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二是要通过学习中国近代史、世界革命史“增加革命知识”，三是要通过学习马恩列斯的重点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在信中，细致和疼爱女儿的父亲不嫌啰嗦，耐心地讲解读这些书报的意义所在、怎样购得和有的书在家中哪个位置，哥哥陈元是什么时候读的、怎么读的，要向哥哥学习，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陈云作为一位父亲，尽管平时工作十分忙碌，但他对子女学习和思想的了解关心是何等细致，多么重视对子女的言传身教。
　　父亲的回信给了女儿巨大的鼓舞和帮助，使她受益终身、难忘终身。陈伟华后来回忆说：“这封信使我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也明白了学习的方法。它是父亲对女儿的谆谆教诲，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封父亲给女儿的普通家信，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陈伟华的这段感慨，无疑是对陈云这封“劝学”书信所包含的家国情怀的最好注解。
    先学哲学
　　1972年4月，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回京后，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还饶有兴致地在家里搞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带动家人一起学习，重点是学习哲学。
　　这时，女儿陈伟华仍在北京怀柔任教，几周回家一次。陈云牵挂着女儿的学习，专门写信把“家庭学习小组”的事告诉她，请她同步参加。在这封短短300余字的家信里，陈云对“家庭学习小组”的学习计划、参加人员、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学习书目和学习进度等，都作了明确提示和要求，甚至细致到书的某一页某一行。比如，对学习方法他写道：“自己阅读。每星期日上午六时半到九时半集中一起，大家提疑问和发表学习心得。”“必须细读，凡属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对学习内容他写道：“先学哲学。”“先学毛主席的《实践论》，分两次学读这篇哲学著作。这个星期日先学上半部，即选集二五九页到二六七页第六行为止。”
　　再一次收到父亲“劝学”的家书，身在京郊的陈伟华既感动又震动，感动于父亲对自己学习的指导和关爱，震动于父亲年近70岁仍不知疲倦的学习劲头和毅力。她回忆说：“读着父亲的这封信，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他老人家在延安时代的学习……他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过一个干部学习小组，前后坚持了5年时间，专门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聘请了哲学、经济学等理论专家做辅导，使参加学习的干部受益很大。令人惊奇的是，30多年后，他已近古稀之年，而学习兴趣却丝毫不减当年，而且竟然要在家里组织学习小组。可见，学习确实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使他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歇。”
　　关于这个“家庭学习小组”，大女儿陈伟力也回忆说：“首先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既学《毛泽东选集》，又学哲学。他是希望我们形成一种学习风气，更长远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自学的能力，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能力。”陈云秘书朱佳木感慨地说：“老一辈革命家有良好家风的并不少，但像陈云同志这样组织家属集体学习哲学的实在不多见。”
　　陈云倡导学习特别是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党内是极为著名和影响深远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陈云还将这样的学习要求融入春风化雨的家风家教之中、写入舐犊情深的家书之中，表明了陈云表里如一的品格、家国一体的情怀，这一宝贵的家风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品味、学习和传承。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陈云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

《学习时报》2023年2月1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