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的廉洁故事

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主席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2.共和国三位总理的廉洁小故事

据《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报道文章介绍，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朱镕基总理“罢宴”——不离开宴会厅，单独吃工作餐。

据媒体报道说，一次朱镕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就在这个大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大雅之处，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温家宝总理“罢宴”——提前打招呼，谢绝摆宴自个吃。

据2004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网报道介绍，“十六大”之后，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到了贵州。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特别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即：第一，不让任何人陪吃，自己默默地进食；第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剩下；第三，关于饭菜的质量提出十二个字：“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

3.孔繁森廉洁小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4.包公无私 流芳百世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5.白居易怒打行贿人

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2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白居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6.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