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党的96岁生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校史上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和风范。
刘泽如，原名刘澄青，字濬哲，又名易华，玉莹（荣）。男，1897年3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西良马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一岁时不幸丧父，靠母亲给人纺线织布，缝缝补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断断续续上完了初小。1912年考入县立高级小学堂，1915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22年春，刘泽如告别了故乡和母校，只身来到北京。他写信给北京大学，要求半工半读，并寄去自己撰写的论文。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看过刘泽如的信件和论文后，立即召见并和他交谈，遂决定安排他在北京大学研究部门工作。
在北京大学10年间，刘泽如满腔热情地追求真理，学习革命思想。刚到北大，由于研究的需要，他常到该校图书馆去，有机会和当时的北大著名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馆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相识，并就学术研究和国家前途等问题进行交谈。李大钊对他提出的问题，总是诚恳耐心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并多次向他推荐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使他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刘泽如先后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参与了一系列革命活动。1930年以后，在北京从事中共地下活动的武光，长期和刘泽如同处一室。胡乔木等人也曾多次来到刘泽如的住处，一起研究理论问题，交谈革命工作，这都给刘泽如的思想以重大影响。1931年刘泽如提出入党申请，经河北省委书记冯振中介绍，于1932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泽如入党后，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于1932年9月，离开了北京大学，历任华北劳动教育者联盟组织部长，中共河北束鹿等三县区区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务。随后他又主持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的工作。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泽如在山东济南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始终保守党的机密。他和其他同狱者一起通过“绝食”、“反虐待”、拒绝发表“出狱宣言”、要求发表“抗日宣言”等多种斗争，迫使敌人改善了狱中的生活条件，鼓舞了广大同狱者斗争必胜的坚强信心。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党组织营救，刘泽如于1937年11月出狱。党组织鉴于他身体受到摧残，健康状况恶化，安排他去陕甘宁边区“抗日后援会”工作。1938年11月，身体复原后的刘泽如被派往河南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工作。
1939年5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局回延安途经洛阳，在办事处作短暂停留，与刘泽如进行了交谈。当他得知刘泽如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和较高的造诣后，当即表示党组织一定要给予积极支持。同年9月，党中央即调刘泽如回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编译部做研究工作，并从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他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由于党组织和刘少奇同志的关怀和支持，激发了刘泽如旺盛的工作热忱。他不遗余力地钻研马列主义理论，不到两年时间，就撰写了近4万字的《神经系统怎样运动——机械的还是辩证的》和近7万字的《神经生理的矛盾运动和意识反映的矛盾过程》等多篇重要论文，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5月，随着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刘泽如被调往陕北公学任师范部主任。同年9月，被任命为延安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学院建制取消后，改任教育研究室主任）。1944年12月，又被调往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任校长，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随军转战陕甘宁晋绥五省区。1947年春，延安光复后，刘泽如又被调回延安大学任教育系主任。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25日刘泽如受党中央派遣，由延安赶赴西安。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5月27日他以军代表身份接管了成立于1944年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参与了西北大学等校的接管工作。同年秋，陕西省立师专并入西北大学，并与原西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组建成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刘泽如任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和中共西北大学党支部书记。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他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建制，1954年8月，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刘泽如被任命为该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刘泽如又被任命为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1976年以后，他因年事已高而退居二线，任陕西师范大学顾问。 刘泽如在担任高等师范院校党政领导职务的同时，长期坚持在教学工作、师资培训工作和学术接班人培养工作的第一线。20世纪80年代，他已年逾八旬，但在领导和担任培养心理学研究生的工作中，仍然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同时，他继续从事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南的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经后人搜集、整理的学术专著有：《刘泽如心理学文选》《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泽如教育文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和心血，1986年4月24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与世长辞，终年90岁。
刘泽如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在他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在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面构筑了一座马克思主义的丰碑。 刘泽如从事教育事业，从1915年在家乡应聘小学教员算起，历逾60个春秋。他长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观察、研究、解决各种教育问题，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理论体系，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的大量遗著中，仅教育方面的专著和手稿即达100余万文字。这些专著和手稿，反映了刘泽如在教育事业，特别是师范教育上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和实际做法，对于培养我国的师资队伍和提高各种人才水平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方面。
要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就必须重视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刘泽如作为一名早年投身革命的党务工作者和教育家，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总是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把师范教育工作作为毕生奋斗的职业选择。这是他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我国国情的睿智考虑。他也正是以自己的亲身的教育实践，有力地批评了那种轻视师范教育的陈旧观念。早在陕甘宁边区时，刘泽如就从事师范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解放后，他又接受了党交给的办好高等师范教育的任务。他在领导和主持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对学院旧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要发展人民的师范教育事业，就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刘泽如在西安师院建校初和以后的工作里，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十分重视抓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他曾强调：“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必须掌握事物自己的发展规律去改造事物。对于人的教育，也应当是这样。教育，是教育人的工作。因此，必须掌握人的思想意识的发展规律，依照人的思想意识的发展规律去教育人。”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之下，他就人民的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办学的指导思想、办学方针和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一系列精辟的阐述：一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二要贯彻执行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三要确立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在学校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四要继续发扬延安时期的办学精神，要学习抗大、陕公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刘泽如谆谆告诫师生，不要丢掉革命传统，要向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的革命青年们学习。
结合我国国情，面向中学实际，坚持教学为主，培养合格教师，是师范院校教学工作的基本任务。刘泽如认为，师范教育既以培养师资为主要任务，就应当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学校教育规律。因而面对50年代末教学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他及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学校应当以教学为主。劳动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学生的任务主要是学习知识的，所以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认为“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应当是广义的，只要有助于思想觉悟的提高和促使理论和生产、生活实际的联系，这样的生产劳动，都应当看成是和教育、教学结合的。”在教育实践中，刘泽如要求教师要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把学生教懂、教好。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和学生结合起来，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在师生间、教师间、学生间，都可以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互相探讨问题；只有互相讨论问题，才能防止思想僵化，才能更好地启发思想；只有互相探讨问题，才便于理论联系实际。刘泽如还强调教师要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他说：“教材、教法的伸缩性很大，要在这方面开动脑筋，想办法”。“要采用启发式，废止注入式。”1947年，他撰写了《教学法研究笔记》一文，基本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贯彻“双百”方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突出高师特点，是开展师范院校科研工作的正确途径。在高等师范院校科学研究中，刘泽如主张科研要结合师范院校的特点。这是他多年来从事高师教育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他提出高师教育科学研究要做到：（1）在各个专业普遍开设教育学科课程；（2）建立教育科学专业；（3）建立教育实习制度；（4）开展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最初几年，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教育学课程也被冷漠起来，师范院校的教育专业大都陷入瘫痪状态。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刘泽如仍坚持要结合教学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并亲自兼任教育研究所所长。他亲自组织人力，调查研究，主持编写了一本约10余万字供中等师范学校使用的心理学教材《普通心理学初稿》，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民教师的一项首要工作。早在建国之前，刘泽如就在陕甘宁边区的陇东中学撰写了《陇东中学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文，系统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目标以及为了贯彻这些目标应采取的具体工作方法。建国后，刘泽如又将革命老区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推广运用于高师政治思想中去。在他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西安师范学院比较迅速地逐步建立起了做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机构、制度和干部队伍，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不断地改进和健全。刘泽如一贯主张，要把政治思想教育的目标贯穿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为此，他要求教师要具体地、深入地了解学生，对学生要全面负责，既教书又育人。要“全心全意为学生，教师的思想行动足以为学生的表率”；“要对学生关心，同情，谈心，千万不要轻视，更不许打击，就是对有严重缺点的学生也要如此”；“要对学生不偏爱，不偏憎，能包容一切。” 信赖、尊重、爱护、培养知识分子，是建立学有专长，朝气蓬勃，适应教学和科研需要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的根本保证。刘泽如从西安师范学院起，为了尽快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确定：（1）请求领导部门多调派教师或分配高校教师和高校毕业生；（2）网罗人才聘请专家、学者来院执教；（3）大量培养新生力量。在他的领导下，学院积极采取措施培养教师。刘泽如还十分注意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尤其对一些老年教授、学者、专家，包括一部分中年骨干教师做到政治上信任关怀、生活上照顾帮助、工作上依靠使用。他经常深入到教师和其它工作人员中去了解情况，关心疾苦，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刘泽如的这些措施和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西安师范学院在师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支学有专长、朝气蓬勃、适应教学和科研需要的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为后来陕西师范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大学在创建与发展初期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绩，还与刘泽如多年从事高师教育工作的领导艺术与工作作风密切相关。他在担任书记兼校长时，提出一要有讲民主，讲团结的思想和作风；二要有善于使用干部，用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思想作风；三要有十分重视结合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和作风；四要有遇事深思熟虑，坚持真理的思想和作风；五要有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思想和作风。
刘泽如既是诲人不倦的良师，又是严于律己的模范。他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他看电影、办私事从不乘坐公家为他准备的轿车。他的大儿子刘继之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他为失去亲骨肉而悲痛，更为失去一位革命战士而惋惜。但他从未提出要国家特殊照顾的问题。三儿子多年在外县工作。70年代，学校其他领导和教职工看到他年迈多病，老伴已去世，身边无人照顾，学校党政领导多次劝他把三儿子调到身边，以便照顾他，但他一直坚持不同意这样做，直到他病倒生活不能自理时，学校党委做出了硬性决定，才于1974年把三儿子调回西安照顾他的生活。他工作高标准，严要求，生活却总是艰苦朴素。他的这些克勤克俭的优良思想和作风，久为人们所敬仰、传颂。
李绵，男，汉族，1912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中学毕业后，即任小学教员，同年10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听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无私奉献50春秋,为陕西省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人民的赞誉与上级部门的肯定。
1937年10月，李绵同志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由于当时各抗日根据地急需大批干部，学校将学制缩短为几个月，翌年他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成了既搞教学管理工作，又是马列主义研究室的教员的“双肩挑”干部，从此开始了他教育工作的第一个阶段，也可称作是普教工作阶段。 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用拉丁化新文字开展扫盲运动，因他在30年代初曾搞过拉丁化新文字的编辑工作，即被调到新文字冬学教师训练班，并参加了新创刊的《新文字报》的编辑工作，为该报第21期写了社论《我们的话》；发表了《关于用新文字教汉字的问题》（《新干通讯》1943年1月）的文章。这段工作的实践，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如果广大群众不识字，不掌握学习科学文化的工具，要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建设新社会，铲除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1944年春，他被调入延安大学中学部任历史教员，开始了严格意义上的普教工作。但是，战争环境使得相对稳定的普教工作多了些不稳定性、变动性。同年暑期，延大中学部与延安师范合并，更名为延安中学；之后1946年9月，为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延安中学又改名为行知中学；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发生，教育界在“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实施战时教育，边区政府决定以行知中学组成第四后方医院，为战勤服务。这样“学校变成医院，医院变成学校”的口号就提出了，全体教职员工为完成这个转变做着各自的工作。李绵同志由历史教员改任政治协理员，协助政委做思想政治工作。 在不安定的环境下，安定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李绵同志工作的一个特点。因此他不仅是一位称职的历史教员，而且是具有创新意识和探索进取精神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他撰写的长篇学术论文《关于历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充分的证明。如他说“历史教学的基本方针是教学‘历史常识’，而不是片面地或专门地教学某一部分；是以人民旳历史传统为中心，而不是以统治阶级的历史传统为中心”，这种认识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又如对“学生兴趣”应该怎样对待？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生的兴趣大部分是正确的，小部分是落后的。我们对落后的兴趣绝不迁就，而且予以纠正，加以指导，使其走向正确（这是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正确的兴趣予以鼓励，加以引导，使其走向深入和提高。”
1948年8月至1953年2月，李绵同志先后担任韩城县教育科科长，黄龙专署教育科副科长、西北教育部中教处处长等职，负责中等教育的管理工作。在这几年间，他的岗位有变动，职务有提升，但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不变，及时总结经验的老传统不变。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写成并发表的文章就有如《谈小学的思想教育》、《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对整顿与发展西北区中等技术教育的初步意见》和《从新学制谈到发展工农教育》等10余篇之多。可以看出，李绵同志不只是出色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更是善于把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经验，及时上升到理论高度，予以总结的理论工作者，他为恢复、整顿和发展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中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绵同志教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普教战线转入高教战线，不仅时间长，（从1953年2月至他离休），而且工作繁重，任务艰巨。但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激励下，他遵循党的教育方针路线，为把陕西省高等教育事业搞上去，尽心尽力，颇多建树。
1953年2月，他被派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副院长，1954年该院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又兼任党委副书记，直到1960年7月。这八年，是西安师院创建、发展的八年，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李绵同志以他虚怀若谷，不争人先的博大胸襟，与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使该院成为陕西地区高等师范院校中知名度颇高的学校。
1960年2月，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7月，他被调任陕西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六年。这六年，是他职务最高、艰苦朴素作风最好、工作最勤奋的六年。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乘坐的专车从来不到学校接他，而是他由校内步行到校外（他一直住在师大），再乘车到高教局。为了发展陕西的高等教育，他呕心沥血，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一个“上下一盘棋，左右互通有无的有机联系的”教育网络，使陕西省的高等学校发展到31所，成为全国高校较多、专业门类较齐全的先进省份之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2年底恢复工作，他被调任西安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1974年又被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校长、顾问至1986年退居二线，整整工作了12个年头。
1990年李绵同志光荣退休，但却离而不休。他以耄耋之年，不仅继续关注着陕西师大，而且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主编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师大校史》，真可谓“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里说说他为家乡筹办司马迁专修学院（原名司马迁自修大学）的事。 韩城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县城，曾有小北京之美誉。人文荟萃，商贾云集。古代有史学家司马迁，状元王杰；西安有著名作家杜鹏程，政治家、翻译家师哲。韩城是中国古代文明、古代文化亟待开发的一块厚土。韩城又是教育比较发达先进的地区，如能在这里设立一所高等自修学校，不仅能为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时输送合格的人才，而且也是对教育事业的一种贡献。李绵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并开始投入这项工作之中。他不顾年高体弱，上下奔走，多方联系，出谋划策，具体指导，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韩城市委、市政府的具体运作下，司马迁自修大学于1989年9月25日正式挂牌成立。该校及全市人民为了表示对李绵同志尽瘁桑梓的奉献精神的谢意，不止一次地发出感谢信。1994年元月，司马迁自修大学董事会和校委会发出的《义行赞》曰： “司大”崛起，君功大焉；或为策划，或为乐捐；或为奔走，披肝沥胆；义行可风，德泽无边。这就是对李绵同志在筹组司马迁自修大学中所做过的最全面、最准确的形象概括。
2007年1月18口l4时50分，李绵同志安然辞世，享年95岁。李绵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承载一段难忘教育历史的一生，其丰富的教育实践、丰硕的教育业绩、璀璨的教育思想如皓月当空，昭示后人。 （作者：党秀臣）
郭琦，男，1917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流华溪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期，他先后就读于成都师范和四川大学中文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春赴延安，在抗大、鲁艺学习，同年冬，由组织派遣回四川大学，从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1940年7月，重返延安，在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次年5月，调中央财经部任秘书组长，9月，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室研究员，1942年秋，任绥德师范教员，1943年，整风运动扩大化，四川地下党被诬为伪党，把许多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打成特务，郭琦同志也被人诬陷，但他坚持实事求是，并在1949年得以平反。1946年至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干部、副科长、学校教育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并于1953年至1954年，应聘为西北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教授，主讲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1954年秋，调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处。
从延安时代到建国初期，郭琦就开始了对马列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先后在西北大学、北京钢铁学院、陕西师大讲授马列主义课程期间，曾多次主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每讲一次，都重新备稿，都有新的理解、观点、新材料补充进去，对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光辉思想，逐句逐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在讲授这部著作过程中所阐发的理论和观点，曾启发刘修水、祝大征等一批青年教师成长为陕西省著名的哲学理论专家。
在中宣部高教处工作期间，他不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教育思想，而且，比较全面地摸清了建国初期我国大专院校的实际情况，为他以后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同时也为后来形成他自己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奠定了基础。1957年3月，郭琦担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高等教育生涯。 1957年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冒进”，使郭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和建立新的教学体制的变革中，他面对党对教育的领导、知识分子政策、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
他明确提出：“党领导教育工作，就是要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他提出：“高等教育要出人才，出成果，就必须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党委书记和校长要敢于把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环节来抓”，“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积极性，都要落实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上”来，“领导工作，管理工作，从广义上说都是智力开发的后勤工作”；他驳斥了把“又红又专”曲解为“先红后专”和“以红代专”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把政治上的“红”落实到业务上的“专”，要做到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几十年来，郭琦在实践中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当他发现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就立即着手于保护知识分子的工作；在高校偏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候，他以最大的努力把因错误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限度；在党修正错误时，他总是主动承担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当党的教育方针在高校得以全面贯彻时，他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开动脑筋，综合集体智慧，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并为之尽力去做，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陕西师范大学，是1960年由西安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合并而成，郭琦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不挂头牌，唱重头戏”，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当时，陕西师范大学不仅与同类院校中的全国“名牌”大学不能相比，即使在西北地区也未必强于西北师院。郭琦和其他领导一起，审时度势，首先从质量抓起。他先后在中文、历史、数学等系蹲点，从 1961年起提出了“五年小成，十年中成，十五年大成’，和“打出潼关，争取全国发言权”两个鼓舞人心的战略目标(小成：拿下教学任务，闯过教学关；中成：拿下科研任务，闯过科研关；大成：教学、科研两方面赶上全国水平)。他对中青年教师说：“给你五年时间，成不了材，你就离开学校。” 数年之间，二百多名教师承担了科研项目，其中71名教师的169篇论文在省内外发表，11本专著正式出版，几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在苏轼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等学术领域，取得了“全国发言权”。与此同时，健全和完善了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造就了各系、室、各专业的学术“梯队”，为陕西师大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陕西师大向全国“名牌”大学迈进拉开了帷。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陕西师大曾围绕着要不要开设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科，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不少人认为，师范大学面向中学，面向教学，不应设置此类高深的学科。郭琦力排众议，他认为高等院校既要靠“共性分类”，更要靠“个性立身”。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应当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办出自己的带头学科。他坚决支持了史念海教授的历史地理学，使得这门当时还一花独秀的学科，在陕西师大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今天陕西师大蜚声中外的“拳头”学科。现在，陕西师范大学已发展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六所师范大学之一。作为奠基人之一的郭琦，曾为她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文化大革命”中，郭琦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进了“牛棚”，受尽了精神折磨。在他政治上失去自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仍为保护一批干部和老教授而尽心尽力。当造反派揪斗一些中层干部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为他们解脱；当一些老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进“牛棚”时，他暗暗叮嘱和自己关系好的监督人员：“这几个教授要关照他们，以后教学上还要重用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各条战线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郭琦兴奋不已，期望早日重返工作岗位。1977年夏，他调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他拿出很大的精力调查西大的校情，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于1980年底前后，首先对西大的学科建设提出了以开放为中心，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的战略设计，以适应我国新时期经济和文化蓬勃发展的需要。他根据西北大学“文科的这条腿太短”的情况，提出恢复和增设外语、经济、哲学、法律等系，逐步使本科在校人数达到文、理四六开成的比例。 为了形成学科特色，他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提出了一批应当作为重点来抓的学科和课题。在文学方面，突出唐代和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史学方面，加强秦汉史、考古、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生物、地学方面，加强对黄土高原和秦岭、巴山的研究；在化学方面，突出农业化学和环境化学的研究；在物理学方面，突出粒子物理、低温物理和激光的研究；在数学方面，突出拓扑学、微分方程的研究。这些可贵的设想在后来的实践中多数得以实现，使西北大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和1983年，郭琦同志又亲自率西北大学学者代表团分别访问日本和美国，与日本的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密执安州大学、马多瓜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继续派往国外留学、进修的人数多达300余人，先后回国的200余人。侯伯宇、郝克刚、薛祥煦为骨干教师都先后出国进修，回来后在科研上取得了出色成绩，为西北大学走向世界和未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郭琦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千方百计地扶植人才，努力培养学术带头人，作为自己当大学校长的头等大事来抓。在西大期间，他曾提出：“识别人才，当好伯乐，是大学校长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是失职。”几十年如一日。他呕心沥血、孜孜以求，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其功德为陕西教育界赞颂不已。 郭琦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坚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和推动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戴。不久，他领导筹建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工作。1980年5月，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正式成立，郭琦被推选为主席。1982年被选为中共党的“十二大”代表，并于次年当选为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12月，郭琦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陕西的社会科学事业、振兴三秦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的深入，陕西经济发展问题愈来愈为社会各界所注目，郭琦积极参与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1985年初，他在《陕西上下古今谈》一文中，精辟地阐述了陕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提出振兴陕西经济，首先要解决由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他由陕西唐宋以来的封闭的原因，谈 到关学的影响，继而论及现在资金不足，指出振兴陕西经济须打破“四塞”和“隔绝”，“东联西进”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刚刚露出苗头时，郭琦便敏锐地提出“既要开天窗，又要安纱窗”的理论观点。被誉为是善于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战线上的改革勇士，他的许多超前的意识和独到的见解，为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所惊叹不已。 1988年，郭琦离职休养后，仍壮志不已，抱病为陕西的改革开放鞠躬尽瘁，勤奋工作。他以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参加各个学会的学术会议，指导陕西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他参与主持当代陕西研究会工作，为陕西省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和论证。并主编了《陕情要览》、《当代中国的陕西》、《陕西五千年》、《杨明轩》等宏篇巨著，同时他还领导组织了《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当代陕西简史》和《当代陕西丛书》的撰写工作。
《陕西五千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内专家学者称它是一部“填补了陕西欠缺通史空白的宏篇巨著”；日本学者称它是“中国以外的人了解陕西的一部百科全书”。郭琦知道后，在兴奋之际进而萌发了编纂多卷本《陕西通史》的设想。遂即他为此书四处奔走，网络人才，终于为这一巨大工程献出了生命。
1990年8月28日，郭琦在他主持的《陕西通史》编纂工作讨论会上，突发心肌梗塞。在病危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陕西，他说：“我虽非陕籍，但在陕西工作和生活几十年，全家人都喝着陕西的水，吃着陕西的饭，晚年能为陕西做点事，更多地报答陕西人民的养育之情，是感到有所欣慰的，遗憾的是总感到时间太短、精力不足、做得太少。” 郭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在高等教育战线上从事领导工作，并致力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出色的领导艺术以及社会活动，在陕西理论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 1990年9月9日，郭琦在西安不幸逝世，终年73岁。
（作者：张军孝）
李子新同志1 9 1 3年1 2月出生于云南省宾川县一个农民家庭，1 9 2 1年至1 9 3 2年在原籍上私塾和中学。1 9 3 2年9月考入昆明警察学校，毕业后任昆明警察第一署警士、警长等职。1 9 3 5年1月考入滇军总部政训班学习，毕业后，任滇军九团政训组长。1 9 3 6年1月自行离开滇军，前往贵州、四川、广西桂林等地寻求革命。1 9 3 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投身革命工作，任游击队分队长。同年1 2月参加新四军，历任参谋、连长等职。1 9 4 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 9 4 6年2月至1 9 4 8年9月在山东滨海军分区任司令部作战教育科长、第二团参谋长等职。1 9 4 8年1 0月至1 9 4 9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五十团参谋长。1 9 4 9年3月至1 9 5 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作战、队列、军训、军械等科科长。1 9 5 2年1 0月至1 9 5 4年7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后勤部参谋长。1 9 5 4年8月至1 9 5 5年1 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四师副师长。1 9 5 5午1 0月至1 9 5 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四师副师长。1 9 5 7年4月至1 9 6 3年8月任武汉河运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 9 6 3年9月至1 9 7 0年8月任西安公路学院党委副书记。1 9 7 0年9月任陕西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 9 7 8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1 9 8 2年底光荣离休。
李子新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毕其一生之精力追求真理和进步，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此后，不断追求知识、追求进步，积极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戎马倥偬，驰骋疆场。从浙西到皖南，从皖南到华东，从华东到朝鲜战场，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皖南事变，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事件和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过著名的夏季战役和西线防御作战。战争中，他勇敢作战，百折不挠，不怕流血牺牲，在淮海战役中右眼不幸受伤失明，落下终身残疾。他多次荣立战功，受到党和人民的褒奖，曾荣获中央人民政府三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荣获朝鲜人民政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
李子新同志是一位优秀的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1 9 5 7年他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教育系统工作，从武汉河运学校到西安公路学院再到陕西师范大学，在不同的任职岗位上，一直秉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良好作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对工作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师大工作期间，时值我国高等教育大变革和拨乱反正时期，他坚持求真务实，坚持原则，工作以身作则，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工作作风雷厉风行，严谨果断。针对当时学生6 0%的时间要在校办农场参加农业劳动，4 0%的时间用于学习的教学安排，他明确提出学生应该回到学校，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这种思想和作风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团结同事，关心下属，作风民主，尊重教师，爱护学生，在广大教职工和学生中享有极高威信。特别是在物质供应困难时期，作为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他经常深入学生宿舍、食堂，查看和了解学生的食宿生活状况，想方设法为教职工和学生解决物资供应和生活困难。 李子新同志具有高度的党性观念和组织观念，离职休养后仍然关注国家大事，关心学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坚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经常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我国南方水灾、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他积极响应国家和学校的号召，带头捐款、缴纳特殊党费，每次都在千元以上。他连续三届担任离休干部直属党支部书记，连续五届担任学校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坚持老有所为，为离休党支部和老年体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连续多年担任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热心从事关心青少年工作，长期致力于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多年坚持为大学生上党史课，为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为中小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其足迹遍及省内多所大中小学，曾荣获“陕西省关心下一代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李子新同志一生坚持真理，是非分明，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对党的事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性格直交，心地宽厚，待人诚恳，对人对事大公无私，胸襟坦白，一身正气，从不谋一己私利，从不搞特殊化；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严以律己，生活艰苦朴素，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占国家任何便宜，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2010年10月10日10时10分,李子新同志在西安安然辞世，享年98岁。
（作者：王景堂）
韦固安，男，汉族，中共党员，美国华侨，早期回国专家。1918年7月出生于福建省屏南县，1927年至1938年在福建屏南、福州等地读私塾、小学和中学。1939年2月至1940年8月在成都航空军事学校学习。1940年9月至1948年7月先后在华西大学神学院、文学院哲史系学习，在哲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其间曾兼任中学教员、安居牧场场长。1948年9月至1949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宗教研究院读研究生。1950年1月回国。1950年2月至1951年1月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1月至1952年11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1952年11月至1983年底，历任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副总务长、总务处处长、副校长等职。1983年底退居二线，担任我校顾问。韦固安同志还曾兼任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陕西省高等学校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顾问等职务。1991年8月光荣退休。
韦固安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生长在落后混乱和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中、小学以及大学的求学之路充满了辛酸和坎坷。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深造的难得机遇，辗转千里，冒着风险，历时近两个月，热切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以自己的所学饱含激情地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宏伟事业之中。他经历了解放前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对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的历史事实具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在之后几十年的工作当中，他始终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以正确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自觉贯彻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虽几经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特别是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冲击，但他却毫无怨言和动摇，对党及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充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仍然深信不疑。在他退居二线之后的198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韦固安同志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为陕西师范大学的后勤工作奉献了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求实的工作思路，把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上。为此，他一贯坚持“处其实而不处其华，行其俭而不行其奢”的办事原则，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之中，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韦固安同志是我校雁塔校园的主要设计者和规划者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上级组织调动他负责我校的筹建工作之时，他并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但他发扬爱学习、肯动脑、能创新的优秀品质，积极借鉴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建筑模式，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的对称式布局，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制定了雁塔校园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计蓝图。由于韦固安同志的校园规划和设计新颖超前，整体布局科学合理，建筑风格错落有致，受到学校各个方面的普遍好评，也得到周边单位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赏，为学校校园日后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建设花园式学校是韦固安同志的美好期望和孜孜追求。为了搞好校园的绿化美化，他处处留心，不辞劳苦，多方引进花草苗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的花木品种，其中不乏稀有名贵物种；他注重培养园艺人才，积极选派工人到北京等地进修学习，组建了我校自己的园艺队伍；他积极尝试自办苗圃，走以绿化养绿化的路子，既美化了校园，又为学校节约了不少开支。如今，我校雁塔校园芳草如茵，百花争艳，万木争荣，“美在师大”的高度赞誉远近闻名，引得许多电影电视剧组慕名拍摄外景。饮水思源，当我们置身美丽优雅的花园式学校时，我们睹物思人，不能不满怀深情地怀念起我们尊敬的韦固安同志。 韦固安同志总是心系学校事业发展，心系师生员工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是想尽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以及师生员工的生活困难。为了给师生员工的饮食增添花样品种，他亲自设计并组织建造了当时西安高校唯一一家面包房，生产的面包不仅供应我校师生员工，还向周边群众销售，在一定程度上补贴了我校食堂的费用；为了解决淡季时蔬菜肉蛋类食品供应紧张的问题，他倡导和指导修建了校内冷库，不仅保证了淡季时食堂蔬菜禽蛋类食品的供应，还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为学校节约了不少资金；为了积极挖掘潜力，提高食堂职工的业务技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他倡导并组织在炊事员之间开展了热热烈烈的劳动竞赛，有效地改善了炊事人员的服务态度，较好地提高了饭菜质量，当时，我校的伙食水平一直名列西安高校的前茅。在解决教职工住房困难和改善教职工生活条件方面，韦固安同志也做了许多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他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建材物资严重紧缺等困难，终于在我校建成了首批教职工住宅楼，使部分教职工喜迁楼房，告别了居住平房的历史。在相关专家的帮助指导下，他创造出了用挂钩砖为住在平房区的教职工建造薄壳式厨房的办法，既省料又安全，较好地改善了教职工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他还费尽周折，积极与市政有关部门交涉，将西安公交3路车终点站由小寨延伸到吴家坟，极大地方便了师生员工的出行。韦固安同志的这些努力和举措，为学校的后勤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他人生的历程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而使他赢得了几代师大人的普遍好评和深切怀念。
韦固安同志具有牢固的群众观点和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在工作中，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群众成了他的好朋友好老师。他向建筑工人学习设计绘图和检验施工质量技术，向花木工人学习苗木剪枝栽培技术，还向锅炉工人学习如何烧锅炉，向拖拉机手学习如何驾驶拖拉机。在工人眼里，他是一个合格的建筑师，称职的园艺师，熟练的拖拉机手。他坚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从不摆架子，与工人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生而影不曾与师大人形相离，死而魂不曾与师大人梦相分”，可谓“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 韦固安同志还是陕西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研究会和中国高等院校后勤工作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善于发现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注重总结管理经验，从而成了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与西安其他高校的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了陕西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工作研究会，积极开展工作经验交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高等院校后勤工作研究会的成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韦固安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艰苦朴素，长期担任后勤部门领导职务，却从未搞过特殊化，从不以权谋私。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作风民主，团结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肯定和赞誉，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韦固安同志在退休后仍然关心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经常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他对师大的真挚情怀。此外，他还接受邀请，赴宁夏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制定校园规划，受到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好评。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高校后勤管理事业，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陕西师范大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正如他在退休后所写的一首诗中所言，“爱国爱党爱人民，千辛万苦搞后勤，平凡之事认真做，只为祖国万象新”。
韦固安同志为学校的后勤管理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他曾自己说过，他原是一个书生，对总务工作是个外行，他之所以能由外行变成比较内行，是党教育、帮助的结果，是向书本和向工人学习的结果。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取得的，是全体师生员工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后勤全体职员的大力配合的结果，没有这些，将一事无成。他感谢党，感谢全体师生员工，尤其感谢后勤部的全体职工。韦副校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写了一首诗总结他的工作：“爱国爱党爱人民，千辛万苦搞后勤。平凡之事认真做，只为祖国万象新！” 韦固安先生不幸于2007年9月27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赵恒元，男，山西省寿阳县人，生于1915年。1922年就读于寿阳县第二区公立两级小学，中学时代在山西太原省立一中度过，他品学兼优，特别喜欢学习数理课程，每年在学校总是考取前二、三名，高中毕业会考时，名列全省第三。1938年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洋县国立七中、西北师范学院、川北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师专、西安师院、陕西师范大学担任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195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川北大学物理系主任,西安师院、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科研处长,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应用声学研究所及陕西省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陕西师大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
赵恒元教授长期从事声学教学工作，编写了《电动力学》《声学基础》《超声学》《声学及应用》等教材。指导了多届研究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声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赵恒元教授特别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早在国立七中任教时，就率领学生制作了101种物理仪器,受到当时教育部的奖励。1958年，为了加强实验教学，他组织有关人员并亲自动手制作各种仪器模型120件，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解决了实验设备短缺的问题。赵恒元教授为了结合中学的教学实际培养师范生实践能力，1956年带领部分教师深入到79所中学调查研究，收集电学教学方面的问题260多个，系统分析研究后，提出了改进电学教学的意见，其意义超越了改进教学本身所起的作用。在任系主任期间，他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不仅亲自制定培养计划，还亲临辅导，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开设新的课程，为物理系的建设做了很大贡献。为了表彰赵恒元教授忘我的工作精神，1958年至1988年，先后五次被评为西安市、陕西省、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劳动模范。1992年国务院为表彰他在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赵恒元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声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五十年代为发展我国声学事业，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应用声学研究所，后改为陕西师大应用声学研究所，又于1982年筹建了陕西省物理研究所。曾担任中国声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成员、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特邀审查员、陕西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应用声学》杂志编委、西安声学学会理事长。几十年来他先后在法国巴黎的第十一届和中国的第十四届国际声学会议、中日声学会议及《科学通报》《声学通报》《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等学术会议、学术刊物上宣读、发表过《功率超声学》《医学超声学》《超声点焊》《超声清洗》《生物和医学超声工程》等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四部。他主持研究的“航空铝电缆超声钎焊”技术打破了前苏联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实现了在航空工业中以铝代铜，减轻了飞机的重量，这项技术已被我国自行研制的“运七”飞机采用。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三千多万元。他所研究的“妮钛超导线的超声钎焊”等十余项科研成果被列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他主编的《机械工程手册》声学篇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陕西省科学大会奖。有十项成果分别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为振兴和繁荣我国和我校科学事业，他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多次组织国内物理学术会、全国超声学术交流会、陕西省超声探伤学术会、陕西省超声农业短训班。组织筹建了“陕西省超声技术交流协作组”，起草制定了“陕西省超声技术发展十年规划”。1960年曾到苏联、捷克、匈牙利等国进行科学考察和学术交流，1966年出席荷兰国际焊接学会年会，1980年参加美国IEEE国际超声会议，并去日本考察生物医学工程，为我国和我校与国际学术交流架起了一座座桥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我校副校长，为我校积极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开创我校教学、科研新局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
赵恒元教授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上大学期间，参加过“12·9”学生爱国运动，并遭受反动军警的毒打。他曾加入过国民党，1948年，当他认清国民党反动腐败的本质后，毅然烧毁党证，与国民党决裂。1956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66年7月，在荷兰参加国际焊接学年会期间，荷兰极右势力掀起一股反华逆流，驱逐了我驻荷兰代办，迫害在荷中国公民。被荷兰特警围困在使馆中的赵恒元教授与其他同志一起，与荷兰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9月25日给校党委书记刘泽如的信中写道：“7月18日我曾向支部宣誓，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付出生命，也决不玷污党和祖国的一点荣誉。……特警包围使馆并发出传票，要传讯我们，我们已作好精神准备，去坐洋监牢。……如敌人胆敢逮捕（我们），则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赤子情怀。文化大革命中，赵恒元教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身心遭受严重催残，但他从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仰。他心怀坦荡，热心助人，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他关心他人甚过关心自己，不少同志、朋友以至普通工人，凡是有求于他的，他从不推辞，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退休以后仍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经常去声学所指导工作。住院治病期间，还念念不忘学校和研究所的工作，不忘帮助病友和其他同志。 赵恒元教授因病于1994年2月11日逝世，享年80岁。
（作者：杨宏娥）
江冰华，男，汉族，陕西泾阳人，生于1921年11月。1945年毕业于三原高级中学，同年考入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英文科学习，1947年7月毕业。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进入华北学院英文系继续攻读英语。194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随解放大军南下，先后在南京、广州、海口等外事部门工作。1951年9月至1957年9月，先后任海南日报社编辑部主任、海南广播电台对外部组长。1957年11月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对外部阿拉伯语组组长兼斯瓦希里语（坦桑尼亚语）组负责人。
江冰华同志在中央台对外部工作期间，工作特别繁忙，很难保证正常的上下班时间与节假日的正常休息。常常要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常是为了赶时间赶任务，起草稿件，修改稿件，最后定稿，加班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对外广播工作，代表党中央的声音，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政策性、思想性和准确性要求都非常严格，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差错。有时候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的不当，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失误，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江冰华同志每次改稿定稿时，总要字斟句酌，做到完全符合中央的对外宣传精神。
江冰华同志还是我校唯一的一位曾经给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做过翻译的人。那一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回国不久，从对外部的简报上看到在该局帮助工作的坦桑尼亚专家穆罕默德·阿里将要回国，决定接见这位友人。江冰华同志虽然在总理多次视察电台、看望专家时，临时充任过翻译，但在这样正式的接见场合担任翻译还是第一次。总理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肯定专家在华的工作，感谢第三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赞扬坦桑尼亚自力更生建设国家和反帝斗争的精神。谈话的气氛非常活跃、友好，像拉家常聊天一样。接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总理的平易、和谐、幽默使江冰华同志事先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江冰华同志非常准确轻松地完成了这次国事活动的翻译任务。总理和客人都对翻译的工作表示滿意。 在这次接见后，过了两天，专家办公室主任丁一岚，突然通知他有重要任务，并叮嘱一定要完成好。他和同事金照、陈家宇一起坐车到人民大会堂。他们准时走进接见厅时，毛泽东主席已坐在那里。很快，穆罕默德· 阿里也到了。主席迎上去握手，照了像，就入座。谈话开始后，客人说他学习主席著作收获很大，说主席的著作比马恩列斯的著作好懂，对非洲的革命斗争更有实用性。主席说自己写的东西不多，还着重介绍了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江西到陕北和武装斗争的发展壮大。也谈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一、第二世界的情况。接见约一小时半左右。结束时，主席把客人送到门口，用英语说了声再见。江冰华同志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翻译时的留影。
江冰华同志党性强，英文功底深，口头、笔头都有过硬的功夫。1965年秋曾被广播事业局派往开罗、阿尔及尔任英文记者。向国内报道了大量非洲国家的情况，也向当地介绍了国内的情况。 1972年，江冰华同志调回陕西师大，协助筹办外语系。当时的外语教研室，主要是俄语教师，只有很少几位英语教师，有的还长期改教俄语。成立英语专业，可说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江冰华同志的积极参与，在师资建设、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第一批新生按时入学上课和“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的顺利入学、毕业。 江冰华同志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教授。他在外语系教过多门课程，教学态度严谨，备课认真，教授得法。“宽、严、细、准”是他教学工作中的显著特点。宽，就是知识面宽，讲课不仅仅局限于完成课文本身的要求，而是在讲清课文的基础上，引经据典，广泛联系，举一反三。这样对当时班上学生程度相差悬殊的实际情况来说，十分必要。既解决了“消化不了”的问题，又满足了部分人“吃不饱”的问题。严，就是对学生和自己都同样要求严。对自己，备课、讲课从不马虎，晚上睡觉再晚，早上上课从不迟到。对学生，批改作业，考试打分都很严格，什么人情分照顾分，从来与他无关。他教授的《英文写作》课程，即使班上拔尖的学生也很少有人考到85分以上的高分。他并非有意卡学生，他认为学外文，那些客观题可以得滿分。而问答题和笔译部分，特别是作文部分，不用说滿分，就是高分也太难了。同一课头，两个班学生成绩不平衡。学校评优秀毕业生标兵，要求成绩达到90分以上。外语系的学生评不上，系上管学生工作的负责同志，与江教授交换意见。他坚持他一贯严的教学原则不能改变。细，就是课文分析的细，任何一个重点难点都不放过，哪怕是一个很细小的地方，凡是应知应会的，都要让学生掌握。批改作业也是任何细小的错误或表达不准确的地方都一一指出，要求改正。准，就是语言点准确。不论口头、书面用词用语，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上写作课时，经常用他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的新闻稿为例，分析讲解准确用语的重要性和用语不准确的危害性。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著有《英诗选译》颇受读者欢迎。 江冰华教授1984至1985年赴美讲学。1986年随李绵校长赴澳大利亚访问。他在外语系工作期间对外教的聘用、沟通、交流，充分发挥外教的作用，以及为学校的对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 江冰华教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江冰华教授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党性原则强，敢于同不良风气斗争，敢于说真话，坚持正确意见。1986年党内整风学习，开展正面教育，个别人想用“文革”那一套整人的作法，企图把整风学习引向歧途。在此关键时刻，一贯不善发言的江冰华同志实在看不惯，实在忍无可忍，站了起来，义正辞严，有理有据，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会场的错误言论，纠正了会场的错误倾向，从而使整风学习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开展。 江冰华教授于2008年2月27日逝世，享年87岁。 （作者：韦效基）
黄永年，男，江苏江阴人，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４日出生。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献学家。 黄先生１９４４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同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历史系，１９４６年重新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１９５０年毕业。同年至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１９５６年任讲师，后随交大迁校来到西安。１９５７年被错误地划成右派。１９６２年被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１９７８年９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１９７９年右派问题正式平反改正，恢复讲师职称。１９８１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８２年任教授。先后在学校图书馆、历史系、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１９８３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８７年任所长。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２００１年退休。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顾问、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黄先生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黄先生先后师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受业名门，学有渊源。他早在大学学习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就引起学界关注，受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嘉许。近六十年的生涯里，他笔耕不辍，即使在错划右派期间，仍未放弃学术追求，其间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和碑刻书法的文章，直到“文革”以后才陆续发表。二十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他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９０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黄先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抵制所谓“古为今用”之类的庸俗方法，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崇，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已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问题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黄先生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生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性的版本。 黄先生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全译》与《新唐书全译》；并为《祖国丛书》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等六种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黄先生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１９７９年起先后招收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专业建立之始，研究生各门课程均由他亲自开设，他先后讲授过史学概论、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唐史史料学、唐史专题研究、文史专题研究、旧唐书研究、韩愈文研究、吴伟业诗研究、太平广记研究、文史工具书等十余门课程，教材也都由他亲自撰写。他授课内容丰富，贯通古今，挥洒纵横，深入浅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所培养的学生，多人已成为学界翘楚、国家栋梁，他所传授的各门学问业已后继有人，他所倡导的谨严治学的优良传统和朴实学风，必将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黄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他在担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期间，积极参政议政，时时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他爱校如家，关心陕西师范大学各项事业尤其是文史学科的发展，为学校工作积极出谋献策，贡献自己的才智。 黄先生一生襟怀坦荡，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虽身历坎坷而志向弥坚。先生平生所奉，正如他自己所说：“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它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信哉斯言！他将全部心血皆投身于学术研究而耕耘不止，他将毕生精力都倾注于化育英才而诲人不倦。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６日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８２岁。
刘学林 （1933—1994） 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先秦文学研究，成果卓著。 刘学林1933年阴历十月初十，咸阳北塬上的南上照村一名男婴呱呱落地。这就是后来学名叫作刘学林的公民。
刘学林同志的少年时代是快乐的，单调的。他的理想是做个相公娃（杂货店的店员）。
1949年解放后，土改时家庭被订为地主成分，父亲是地主分子（但母亲是贫农）。当时，刚刚升入高中的学林同志，当他把家中的农具装在独轮车上，走在送往土改工作组的路上时，心想当相公的理想实现不了了，就在家当农民吧!辍学两周之后，周陵中学的班主任马超凡老师 （后在陕西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亲自到他家中，鼓励他继续读书，不能放弃。这样他才重新走进了学校。每当他回忆起这段改变他一生的经历时，对马老师的景仰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刘学林同志1953年毕业于咸阳中学，同年考入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中文系。1954年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8月毕业后留校工作。那是一个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年代，他先后担任过班主任、团总支书记、系秘书。他干工作热情饱满，吃苦耐劳，全力以赴。
1962年，他调入古典文学教研室，师从朱宝昌先生从事先秦文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开始了下半生的学术之路。行政人员能否搞好业务，这是他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搞业务，是他多年来的期盼和追求，他异常珍视这次机会。一向被人们认为热情高、干劲大的他，这时变得沉稳而又执着。他认真地完成每一次先生布置的作业，每天早上大声诵读或背诵先秦的经典名篇，广泛涉猎有关论文、论著……他想通过勤奋和刻苦，加快前进的脚步。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老校长郭琦先生的一段话：你们（指中文系的教师）要打出潼关去，在全国争取发言权。当时在教研室还没有发言权的他，把这句话深深地埋在心底，并时时激励自己。他边学习，边开始了教学工作。由于备课认真，一丝不苟，讲课中重视吸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授课方法灵活，讲解生动，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教育大发展，使他如沐春风。1983年取得副教授的任职资格，1991年被评为教授。1992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从1983年起，先后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七届十一名。特别要提出的是，1976年中文系接受了国家《1975年至1985年编出160种中外语文词典规划》中的一种——《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的编写任务，领导上决定由他牵头组织编写。这是又一次挑战，使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困难重重：他搞的是古代文学，但编写虚词词典是属语言学范畴，语言、文学，专业相距甚远；词典怎么编？无章可循。向校内的老先生请教，只有高元白先生知道黎锦熙先生主持过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至于怎么编词典，没有经历过。当时有人建议，可以走一条捷径，把《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中有关虚词的条目摘录下来，剪刀加浆糊，短时间就可完成任务。但学林同志领导的团队否定了这种作法。大家认为如果能这样作，国家何必制定规划、组织专人来完成呢？
他们认为，编写之前必须要做两件事 ：其一，精选100部不同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有代表性的典籍，组织人力对其虚词作地毯式的搜索，取得第一手资料。后来摘出了卡片20余万张；其二，对古今学人的虚词专著进行潜心研究，掌握第二手资料。编写之前还要做的一件事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语法系统。因为虚词的功能主要是组词造句，在解释过程中，要涉及词类、在句中的位置、所担任的句子成分、同其他句子成分的关系、所在句子的特点等等。而这些名称、术语，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师从各自为之。如果是讲课或写文章，只要说明自己的所从就行了，但是编词典不能各自为政，必须统一。所有参与编写的同人都知道必须统一，但这个统一的过程是艰难的。当时作为顾问或参与编写的几位老先生都长期使用自己所熟知的语法体系，要轻易放弃是比较困难的事。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终于在学林同志的主持及协调下，形成了《古汉语语法提纲》，成为编写虚词词典的大法 。
为编好词典，他们曾到北京向有关专家请教。一位专家说：“你们陕西要编虚词词典？不要说陕西，你们西北都没有这样的人。”对于做好一切准备的他们，专家的这一席话，不仅没有泄了锐气，反而成为他们势在必得的动力。学林同志认真地分析了专家的意见，他说，人是怎么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北京派来的。是在战场上磨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我们编好这本书，人才就成长起来了。事实正是如此。由于这本书的编写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就形成了收词多、义项全的特点。出版后得到学界及广大读者的好评，并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1989年“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1990年“陕西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首届中国辞书三等奖”、“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参与编写的年轻同志后来都晋升为高级职称，成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在《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出版的前后，还由他任主编编写出版了《常用文言虚词词典》、《大中学生古汉语常用多义字词典》、《古汉语语法》、《古文观止词典》等；同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先秦两汉寓言选粹》、《袖珍千家诗词典》、《中国古代风俗文化论》等。从以上罗列的累累成果，就可以想见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的日程安排上，没有娱乐活动，没有节假日。1984年春，他突发心机梗塞，住院治疗。出院时，婉拒了让他去疗养的建议，当晚就走进了办公室。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是一个永不满足已取得成绩的人。当虚词词典的书稿送交出版社、还没有正式出版时，他已经在筹划下一步做什么。对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经同大家反复商讨，决定要编写《十三经辞典》。这又是一次挑战，同样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为了争取立项，他全力以赴开始了准备工作。要论证立项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要展现项目的蓝图：这涉及到编写队伍、辞典凡例，并要拿出样稿。经过他的奔波与努力，1987年《十三经辞典》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2000年全国辞书出版规划》之中。在组织编写队伍时，根据项目的特点，他凭借自己的真诚及魅力，联络了北京、武汉、广州、成都、兰州、乌鲁木齐等各地的专家参与编写。《十三经辞典》究竟编成什么样子，它的特点是什么，经过了多次讨论及尝试，最后定位为“专书辞典”。它既不同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一类的语文词典，又不同于《儒学大词典》一类的专科词典，他是专书辞典。专书辞典的特点是，在收词上，穷尽式地收录专书的全部词语，显现其字频、词频、义频，通过归纳、整理、分析、描写，为每一个词语在词汇、语音、语法范畴找到合适的位置。一部专书辞典编好后，这部专书以及这部专书所处时代的语言及语言使用情况，就活现在读者面前。它的价值往往不止于这部书。如果把它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既可反映一个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情况，又可表现一个时期的文化内涵。专书辞典释义时，对表现专书特性的词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说。比如“仁”这个词，一般语文词典大约用二、三十个字来解释。但对《十三经辞典·论语卷》来说，就不能限于这样泛泛的解释。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仁”作了全面阐释，对于“仁”的核心，“仁”产生的前提，“仁”的内在表现和外在形式，实现“仁”的方法及途径，以及“仁”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体现等等，都有精辟的论述，释义时，这诸多方面均应有所涉及。在组织好队伍，明确了目标，完善了凡例，进行了试编之后，全面的编写工作开始了。这时，学林同志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压在双肩——筹措经费。在此之前，他通过亲戚，在香港争取到了一位实业家的资助，但费用远远不足。他又奔波于省内的出版局、宣传部、教委、财政厅……这一跑就是两年多。后来在当时省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牟玲生同志的协调下，才落实了拨款。1993年12月30日这是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学林同志拿到那份拨款文件。必须在当天要以上各单位的领导亲笔签字后，方能生效。下午四点多，他完成了任务。一脸疲惫的他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这下好了，可以静下心来编辞典了。 1994年元月上旬，他的心脏又一次出现了问题，住医院，打点滴。他没有在意。恰巧中旬台湾朋友要来谈合作项目，他很上心。台湾朋友到的那天，他还在打点滴。接着两天他陪客人会见省上的领导、同出版局有关同志交谈，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就在完成任务，准备晚上为台湾朋友饯行前，他的身体已无法支持，被送往医院抢救。他最后一次向死神挑战，但是他失败了……，当晚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诊断为大面积心肌梗塞——这是1994年元月19日1时20分。
虎虎有生，踌躇满志，胸怀坦荡的学林同志就这样走了。刚刚满六十岁的他带着遗憾，带着未竟的事业走了……刘学林教授的夫人、《十三经辞典》主编迟铎教授接过重任，编纂团队按既定方案，没有停止脚步，继续开展辞典的编纂工作。经过陕西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及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共15册300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十三经辞典》终于完稿，这一巨大工程，从1984年开始酝酿，自2002年12月第一批出版五部经书辞典开始，到2012年12月《十三经辞典》全部出齐（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历时28年。《十三经辞典》出版后深受学界好评，荣获了陕西省政府颁发的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评价说：“编撰《十三经辞典》，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工程，对于古代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语言学专家何乐士先生说：“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从《十三经辞典》的编撰队伍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
（作者：迟铎）
来源：师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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